一起倾听 重庆原工商业者的抗战回忆

重庆晨报记者 许星 李璐 采写

从去年8月开始，重庆晨报、市工商联联合进行了《听他们说——寻找重庆最后的“原工商业者”》大型主题报道活动。这批老人中，不少与抗战渊源极深，有的从南京大屠杀中逃生，有的直接为抗日前线生产手榴弹或化工原料，有的更是上过战场。

这批历史老人目前仍生活在重庆，就在我们身边。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静静地听他们述说那段难忘的岁月。

我为抗战生产化工原料

何庆钵（98岁，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亚光化学工业公司）

抗战时，我正在大学读书，学校从南京内迁到磁器口。

那时候，国家受到日本侵略，我们青年学生都有爱国救国思想。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就是希望“科学救国”。

我除了读书学科学外，还组织了一个“新中国科学建设习进会”。因为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就让他们到各个大学去发展会员，当时发展了200多个会员。把这些人联络起来是希望根据我们所学，将来团结互助，创办实业——学工业的就办工厂，学农业的就办农场，学医的就办医院，学科技的就办科技大学，那个时候的理想还是很宏大。

此后，为了培养下一代，我们还办了《科学中学生》杂志，向中学生输送科技知识，同时这些人也是我们习进会的候补人员。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这些最后都没能延续下去。

我们还办了一间工厂，就在茅草房里面弄点汽油桶搞化工，因为一个团体要发展，没有经济是不行的。我当时就有个发明，不用硫酸来做硫酸铵。因为当时的酒精需要用糖来发酵，而发酵就需要一种氮化物——硫酸铵，而当时硫酸铵的价格每吨是以金条计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在当时的发明对支援抗战有一定的意义。

内迁重庆为抗日造手榴弹

王春雨（97岁，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新联铁工厂）

我十三四岁就到了上海谋生，后来进了上海达昌机械厂，这是一家生产设备的工厂，产品有切面机、改制纺纱机。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厂迁到武汉。在武汉，我们用工厂的设备帮兵工厂加工炮弹的毛坯，还做过手榴弹。

1939年，我们从宜昌撤到重庆。当时随厂到重庆的有100多人，还带来了厂里的车床。这些车床不是德国造的，也不是美国造的，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国产的）。

到重庆后，由于老板任子泉年纪大了，实际上就是我开始帮他管厂。我们是在大溪沟恢复营业的，在那里临时租了一个房子，由于资金紧张，我就通过当时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找银行借了2万元，这样才把厂开了起来。

当时我们在重庆只算一个中小厂，除了继续加工切面机等产品外，还帮30兵工厂做过手榴弹，生产情况也还不错。而在重庆做了一年后，我觉得帮别人做没意思，就决定离开厂里自己创业。

解放前做生意其实并不好做。当时主要是小生意不好做，同时资金少了也不好做。那个时候，我赚的钱全部投入到了工厂中，自己还是租房子住，生活只能说勉强能过。

南京大屠杀后一路逃到重庆

方健（98岁，解放前在重庆创办金牛糖果公司）

我的老家在南京夫子庙附近，有弟兄8个，家里很穷，我十多岁就在一个盐商那里当学徒。

1937年日本人打到南京时，我们还在城里面。随着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逃难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把门一锁，啥子都没带，父母带着八兄弟和舅舅一家就逃难去了。

最初我们是往安徽无为县走，那里离南京不远，但一路上都遇到日本鬼子，我们全家又被迫往南逃。一路上，到处都是像我们一样逃难的难民。第二年冬天的时候，我们逃到了桂林。到桂林的时候我21岁，我们先是住难民所，后来因为难民所人太多住不下了，我们只有出来。

逃难中，路上遇到一个老板，我五哥之前帮过他。他接济了我们一点钱，我们就用这点钱在桂林做生意，卖点牛肉和炒花生等维持生计。我们在桂林住了3年，父亲和五哥先后在那里去世。

后来日本人打到了桂林，我们又开始逃难。我们到重庆已经是1943年了。这期间我们一路逃难，只要日本人没追过来，就停下来生活。我们没有目的，只是想日本人不追了，有朝一日我们还是要回南京。

到了重庆，我们住在歌乐山山洞，那时身无分文，结果碰到一个国民党的军需官恰好是我们的熟人，于是接济了我们一些钱，让我们做生意维持生计。于是我们开始做糖，后来就做成了金牛糖果公司。

收猪鬃，为抗战解决外汇问题

龚泽惠（94岁，抗战期间从事猪鬃行业）

我出生于1921年，父亲在刘湘的部队当军需官，军衔是少校。我伯伯，是重庆山货业公会的会长。山货那时候最著名的产品就是猪鬃，它给中国抗日战争解决了大部分外汇问题。

我是四川省立商业学校毕业的，相当于高中学历。那时候的商业学校很多，除了省立的商业学校，还有“益商学校”、“实际商业学校”，都是商科学校。

毕业后，我到重庆益商公司上班，这是一家猪鬃出口公司。我在那里当了三年练习生，主要做会计工作，一个月领12块法币。那时候，我伯伯在美丰银行开办的宝丰公司当副经理，益商公司关掉猪鬃业务后，我就到宝丰公司当采购员。

猪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贸产品之一，业务中心就在重庆。当时重庆有四家猪鬃经营企业，最大的是古耕虞的四川畜产公司，宝丰排第二，再就是和源公司、重德公司。

到了宝丰后，我和一个同事常住遵义、贵阳，在那里呆了三年。他收猪鬃猪毛，我负责管账。收鬃毛需要很多知识，我那时候没有资格。猪毛是论斤收，分三个等级，飞尾最贵、曾卖到8000法币/斤，其次是尖子和圆钻（音）。

在贵州做了3年，我回到重庆。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宜昌，宝丰在宜昌的分公司垮了，但市场不能丢，老板（宝丰公司总经理康心远）安排我到宜昌三斗坪去收猪鬃。当时我提着一个手提箱，里面装了40万法币。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我同学在民生公司的船上当会计，我就把手提箱放在他们船上的保险柜里。那时候都是从散户那里收猪鬃，自己谈价格交易。收回的生鬃运回重庆加工成熟鬃，再卖到香港。

在宜昌做了一段时间，我回到重庆，又到内江收猪鬃，运到泸州去加工。后来泸州的工厂停了，我再次回到重庆，后来在重庆创办益商字号，经营桐油生意。

为抗战，长官给我改名“龙彪”

张其宇（94岁 随川军出川抗战，胜利后创办奶牛场）

我1921年出生于四川武胜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张龙彪，那是入伍时长官给我取的，那个名字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13岁时，父亲就因病过世，我只能自寻出路。哥哥当时已在重庆一家裁缝铺当学徒，我也就到重庆投靠他。初期也没有工作，就在棉花街买点小食品。到了16岁时，战事渐起，我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1937年，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军旧部被编为陆军第150师，川军将领廖震被委任为师长，归属留守四川的王缵绪第44军管辖。他任师长后，家眷就住在重庆，也是我哥所在裁缝铺的客户。后来廖家大少爷需要一个伴读书童，我因为与他年纪相当，被推荐了过去。

1938年，廖的上司王缵绪升任为第29集团军总司令，廖震也随之升任44军军长。当时家里面就在议论，说廖军长要出川抗战了。我当时刚17岁，血气方刚，也想出川抗日。于是，廖震把我留在身边当勤务兵，并给我起了一个新名字——张龙彪。有龙有虎，还有翅膀，寓意打仗厉害。

我们从朝天门上船，沿江而下，驻扎湖北汉口。廖震率部先后在宿松、黄梅、广济一线与日军对峙。很快就遇到战事挫折。193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司令部驻防九江，遇到日军轰炸，慌乱间我失去了和司令部的联系，部队也被打散了，我和几个警卫连的兵跟着一群讲四川话的兵撤退到宜昌。大概一个月后，我才回到廖震身边。

此后，我随廖震驻防在大洪山附近，其间一直坚持抗战。当廖震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时，我也升任少尉警卫员。廖升任后，被派到重庆歌乐山的陆军大学进修，我也就跟着回到了重庆。

飞越驼峰到了印度

夏恒启（92岁，黄埔军校毕业后，作为远征军入缅作战，后在大足经营砖瓦厂）

我出生于安徽芜湖无为县，父亲是招商局轮船上的水手。1937年底，芜湖沦陷，刚念完初中的我到高店一家广东人开的商铺当学徒，每个月只有两毛钱。

1939年，沦陷区虽被日军占领，但当地热血青年颇多，一同学组织了几十个青年偷渡出沦陷区，去上饶参加国民革命军。16岁的我一腔热血，也一同前往，从芜湖抵达皖南行署屯溪（现黄山市）。一个月后，军政部入伍生第一团在屯溪招考学员，我考上了。随后与其他两个行署的学员一起行军，到达江西瑞金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就读。半年后，又调到位于贵州独山的黄埔军校第四分校。

整个学习期间，有步兵的相关知识，还有炮兵战术、日语、地理、筑城、挖工事、架浮桥等很多课程，还要学会在夜间通过星座辨识方向。

我所在的部队大多是江、浙、皖的流亡青年。我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第四分校17期步科23总队第七队学员，毕业后分至第5军22师特务营二连三排任排长。我从昆明巫家坝机场登上运输机，一个连100多人挤在机舱里，飞越了驼峰航线，最后到达了加尔各答机场，最后坐汽车到了楠木迦。

我所在的22师，即是参加第一次入缅作战的远征军，翻越过野人山。1942年这只队伍第一次远征失败撤退时，进入野人山总计2万多人，最后仅生还官兵3000余人。

到了楠木迦后，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守仓库、医院和给养，部队已经归史迪威指挥。

我在印度呆了两个多月，所在的特务营随长官调回云南。抗战胜利后，我短暂退伍，回到夫人家乡永川，成为当地一名教书先生。岳父是当地闻人，拥有一间电灯公司，负责当地居民每晚两三个小时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