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古盐道感受新变 探访210公里綦岸水路

29.06.2016  12:59

  江口(现为江津区支坪镇仁沱社区水井湾),昔日綦岸运道的水运起点、沿途最繁华的水码头之一。

  江津真武场“马家洋楼”。

  綦江老城墙。

  江口镇江王爷庙门楣上还刻有“中流砥柱”四个大字。

  江津广兴老码头,当地居民还延续着渡船的习惯。

  綦岸运道与川盐入黔

  綦岸运道,川盐入黔的四大运道之一,也是重庆境内清代川盐入黔最重要的官方运道之一。据考证,自元代起,贵州人就食用川盐,在清代中期,“永、仁、綦、涪”四大口岸正式为清政府所确立。

  经过这条运道,大量川盐自清代至民国时期源源不断进入不产盐的贵州。据道光《綦江县志》卷二《盐法》记载,綦岸运道“(一年)水引二千一百八十五张”。“一张”即50包盐,每包62.5公斤,这意味着每年有12.5万公斤盐运往贵州。

  如此数量巨大的盐是怎么运抵贵州的?水运,是清代川盐入黔主要的方式。一包包盐装上木船,从四川自贡富顺盐场出发,经水运到达江津江口,然后经真武、广兴,綦江北渡、东溪,直至贵州松坎。其间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形成了有名的綦岸运道。

  綦岸运道究竟有多长?与采访组同行的重庆自然博物馆专家张颖去年曾徒步走完陆路。他给出的回答是:除了自贡出来的里程,从江津江口到贵州松坎,水路长约210公里;从重庆海棠溪到贵州松坎的陆路约185公里,到贵阳,则有400多公里。

  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綦岸运道都是一条艰辛路——走水路,要与激流险滩搏击;走陆路,要翻越9座大山。

  綦河发源于贵州桐梓县,经习水县进入綦江,从江津江口汇入长江。

  210公里,是綦岸运道从江津江口到贵州松坎的水路距离。

  5月13日至24日,采访组从江津江口出发,沿昔日的綦岸运道水路一路进入贵州松坎,寻访并还原古盐道的历史细节,见证盐运兴衰给沿途留下的深深烙印。

  与“天险”斗智斗勇

  “秋冬水杀,寒流没胫,节节为之,究难满载而行

  “上峡舟航风浪多,送郎行去为郎歌。白盐红锦多多载,危石高滩稳稳过。

  这首清代的竹枝词,描述的正是綦岸运道上常见的情景——货船载上川盐、布匹、棉纱等,沿綦河向贵州松坎行进。然而,这条水路并不好走,所以竹枝词才以女子的口吻,祝福要行船的男子遇到“危石高滩”也能“稳稳过”。

  我们沿綦河逆水而行,看到的河面宽阔平静,险滩如今在何处?

  “这些滩现在都看不到了。”在綦江区篆塘镇盖石社区,85岁的盖石老街居民张顺合告诉我们,民国时期为了方便通航,綦河上修建了好些梯级闸坝,后来又改建为水电站。水面因此抬高,淹没了险滩。而在没有闸坝时,货船到了盖石洞,要“排队”过滩,还要纤夫拉。

  盖石,又名盖石洞,以险滩而闻名,是綦岸运道上水运几大“天险”之一。

  宣统《綦江县志》卷一《水道考》有一段画面感很强的记载:

  “若盖石洞巉岩截(岌)嶪,上下舟不复相朅来矣……秋冬水杀,寒流没胫,节节为之,究难满载而行……

  也就是说,上下游的货船到了盖石洞都要卸货搬滩,不能直接通航,所以盖石洞上下游都停有船。在通行时,因河道险狭,货船只能一艘一艘“排队放行”。秋冬季节,水位降低,冰冷的河水淹到纤夫的小腿处。货船只能一点点前进,装载量也要减少。

  到底要减少多少重量?

  《水道考》也记录在案:“江口、仁沱间每易綦船……巨者容百五十石许,枯水半之。”货船从四川自贡出发,到了江津江口、仁沱就要换成容易在綦河航道航行的小船。这种小船最多能装一百五十石(一石约等于28公斤)货物,枯水季节还要减半。

  然而,春夏间的水路也未见得好走多少,《水道考》感叹:“长夏淫霖,暴涨泊起,湍悍备于平时。”夏季暴雨时,河水暴涨,激流比平时更为暴虐。这种时候,水运就要停航,所有的盐巴都靠陆路转运。

  踩着雨后的泥泞,我们一步一滑地走到盖石下码头河边。几块嶙峋巨石冒出水面,屹立在岸边。在其中一块大石头上,还能见到离水面只有10多厘米的“起盐码头”四个大字。在深深刻入石头的笔锋中,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当年纤夫们拉船过滩的艰辛和终于到达此处码头的欣喜。

  这样的险滩,在綦岸运道不止盖石一处。经过盖石,在綦江赶水镇子街至东溪间,还有一道险滩叫做羊蹄洞。因其乱石嶙峋,在清代就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整治,民国时期还曾用炸药炸滩,以平整乱石。

  在江津广兴老码头,我们看到了纤绳在石头上留下的印痕;在綦江北渡,我们听老人说起了“软板船”(船板较软、船体较平坦宽阔,吃水浅,容易过滩)这种满含劳动人民智慧的发明……一个个故事令人震惊,也令人感动振奋。与激流险滩“斗智斗勇”,不向天低头,岂不是重庆人一贯的精神?

  事实上,不止一位研究者认为,这种跋山涉水、坚韧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川黔两地人民的性格之中。

  水码头曾是“繁华不夜城

  “白天桅杆如千人拱手,夜晚渔火似万盏灯明

  激流险滩,并非綦岸运道的全部。不夜繁华,同样是綦岸运道沿途特有的风景。

  如果说前者见证了历代先辈的坚忍和勇敢,那么后者则见证了他们的达观和对生活的信心。

  江口(现为江津区支坪镇仁沱社区水井湾),昔日綦岸运道的水运起点、沿途最繁华的水码头之一。

  如今从高处俯瞰,只剩绵延到河边的青翠田地,一片静寂,哪有半点繁华的影子?

  “看这里!”江津区文化委副主任庞国翔指着我们身后的两面砖墙。我们仔细端详,连接这两面墙的,竟是一座石刻庙门,门楣上还刻有“中流砥柱”四个大字。

  这,便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江口最为著名的地标——镇江王爷庙。

  庞国翔说,镇江王爷庙始建于明末清初,为祈求航运平安所建。1919年,当地绅士黄森之领头募捐维修,使之成为正殿、戏台、戏楼、书楼俱全的大庙。

  镇江王爷庙担负起了坐镇江口、保佑两江风平浪静的使命。王爷庙脚下的码头,自然也成为江口最繁忙热闹的所在。

  自清代至民国时期,白天,前来王爷庙码头停靠的货船络绎不绝。要去贵州的船,装的是盐巴、布匹、棉纱、铁锅;要往四川的船,装的则是贵州的山货、桐油、茶叶。

  据江口当地的志书记载,极盛之时,每天码头停泊的木船和往来渡江的小船多达数百只,码头上建有旅社、茶馆、酒家等30多家。一天下来,光是供应码头上的人吃肉,就要宰3头肥猪。

  傍晚,货船上的船主、水手纷纷上岸。码头老街上,南腔北调响成一片。入夜后,街上与船中亮起明灯,映照江水,热闹非凡。

  此情此景,被当地人概括为“白天桅杆如千人拱手,夜晚渔火似万盏灯明”。不大的江口,成了不折不扣的“不夜城”。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綦岸运道沿途的重要码头,如江津广兴、真武,綦江北渡、东溪,贵州松坎等地,一样受惠于盐运带来的人气。真武、东溪各地商人修建起众多会馆,广兴、北渡有彻夜闹热的老街,贵州松坎保存至今的“长九间”盐仓和王爷庙,就是证明。

  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綦岸运道靠水运盐的特点,为这些得地利之便的水码头,渡来了上百年的不夜繁华。

  盐运改变沿途城市乡镇

  “因盐归官运,寄住多人往来滇黔者,也较前熙攘

  盐运的繁荣给运道沿途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的改变。

  “川盐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与之相关的产业,江津的盐锅业就是一例。”盐业史研究者万良华告诉我们,江津真武是四川境内一处重要的盐锅产地,自贡一带的盐场,不少就是使用江津真武产的盐锅。

  “真武场的马家,就是做盐锅发家的!”在江津真武场,88岁的谢成开老人为我们比划起了盐锅的模样:盐锅是形如饼子的平底锅,直径可达2米,锅身厚20至30厘米,一口锅可重达500公斤。

  谢成开自小听说,马家人的盐锅卖给了自贡一家叫做“万全恒”的公司,货船把盐锅运到自贡,回程就带来满船用篾条包装好的盐巴。那时真武场上的人都说,马家仅靠做盐锅就富甲一方,因此才能建起远近闻名、保留至今的“马家洋楼”。

  越往綦河上游走,我们就越发现,盐运改变的绝非是一地一家。随水而来的盐船,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清代的綦江城南关,本是一处寂寂无名的城门,自从清政府在此设立“綦岸分局”(即管理綦岸运道盐运的官方机构)和盐仓后,来往此处的盐商、盐工等骤然增多,南关迅速成为清代綦江城人流量最大的地点之一。

  宣统《綦江县志》卷一《城池》记录:“南城外因盐归官运,寄住多人往来滇黔者,也较前熙攘。南沱畔生业固隆,即南门桥头也非復昔时寂寞。

  南沱,就是现在綦江城区的沱湾一带。

  綦江区博物馆馆长周铃喜欢在天气晴朗时,在博物馆天台独自眺望沱湾。在他眼里,现在高楼林立的沱湾两岸,仿佛还是昔日盐船来往,热闹非凡的模样。

  “这附近有三家盐商,分别姓曹、李、金,是近代綦江有名的富商。”周铃说,当时盐商们都住在沱湾,盐号就分布在现在的綦江区人民医院附近。正是由于昔日的兴隆,这里如今也还是綦江的闹市区。盐运给沱湾带来的改变,业已成为城市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一部分。

  只是,随着路桥通达,綦岸运道逐渐消落。

  “川黔公路通车过后,又有了高速路,我们这走的人就少了。”在江津广兴,85岁的幸贤开老人感叹道,有了公路,哪个还愿意走耗时长、速度慢的水路?

  行走在綦岸运道,我们感到,即使激流险滩化为回忆,但当下的寻访却仍能唤起先辈所留下的奋斗精神,并从一个更加独特的视角,见证盐运给重庆带来的巨变。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谢智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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