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夫子池的文艺记忆

母城记忆4

陈一专栏

（重庆土著，散文作家）

我喜欢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蝙蝠，在邹容路、中华路、群艺馆和越剧团的上空——在夫子池所有的空旷地带，精灵一般地飞翔。即便一个简单的起落，也要演绎得像川戏锣鼓中那一句拐弯抹角的花腔……在七十年代中期——夫子池的电杆上空，曾云集着蝙蝠。

关于夫子池的记忆，总带有些许的文艺范。这条街比大同路更短，但却有更多的故事。它的街角有一扇门，越剧团的门。红门，不大，对开，右边的门扇上又抠出小门。但它，对于所面临的街道，永远呈一个关闭的状态。很少见人从那个门里出入，即便有动静，也是“吱”地隙一小扉，人影一晃，稍纵即逝。

对于生活在夫子池的人来说，越剧团是一种幽深，是一种神秘，是闹哄哄的城市生活里裁剪出的一段僻静。我有时也溜进去，并不喜欢。个人认为，那地方气场甚异，角落众多，人味稀薄：大批的植物掩蔽了一座不显眼的庭院，众多的藤蔓覆盖了多半的房子。一株盘根错节的黄桷树篷生在院子的中央，只有偶尔莅临的稀罕人物，才会站到它的下面，先是沉默，然后用半天憋出一段咿咿呀呀的戏腔。

记得后来，有一阵子没听说有人到树下拉嗓。闻街坊言，那个人死了，他的相片就挂在墙外邱驼背的画室里。我没去看，想象邱驼背一定是蜷在一把发黄的旧藤椅上，用一根粗壮的炭精，在打了格儿的纸上勾他的轮廓。驼背的店在越剧团的墙外，旁边有一个公厕。要是有人内急，须匆忙从他身边撵过，而每次的擦身，都无法回避他的招牌——它让镇定的人慌张，让慌张的人镇定——它，是一个黑白的列宁。

群众艺术馆的花窗，是夫子池的一道街景——那些镂空的欧式花窗，不仅色彩丰富，还散发着珐琅一样的光泽。好多年后，我才满怀敬畏，诚惶诚恐地进入到那里。在里面，我幸运地看到了罗中立的《父亲》。看门人只收了几毛钱的门票，却让我在那个老头子的脸上枯转、逗留了一天。当我从众多的沟壑和褶皱里恍惚走出，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发现自己开始懂得了一点做人的深刻。后来，我成了那里的常客。不止一次地出入于展厅，还有礼堂，在那里结识了评书、川戏，甚至还听过相声。城市里的各种文艺堆积在那里，路过的人都受到熏陶。第一次听徐勍说书，就中了套，人家把惊堂木一拍：要知后事，下回分解。结果下回下下回都陷了进去。还有一次，看魏明伦的“梨园传奇”。戏到高潮，一大群人从观众席中冲上了台，我一激动，差点就跟着上去。后来懂了，这就是老魏的戏中戏。少年懵懂，难逃算计。群众艺术馆的外面有一道高墙，是早年用于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很多莫明其妙的人喜欢守在那里讨论，政治、文化，经济，什么破烂都有。我不喜欢，也不关心，只发现那里永远是一个人潮涌动的漩涡。

到90年代初期，政治被淡化，文化被荒漠，那里又成了股票掮客和证券贩子的中心。离开夫子池有一些机缘巧合。那一年，夫子池附近新开了一家西式的餐厅，叫沙利文。怀着好奇，我用筷子吃掉了一份西式的牛扒。品尝到了一种奇怪的滋味，我有了想法：离开那里，外面有更多精彩的滋味在等我。

再后来，吃遍世界，没找到夫子池的沙利文给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