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重庆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近几年来,重庆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并在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领跑全国,引起各地广泛关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重庆的发展有何独到之处?对其他地方发展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启示?为此,我们特邀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安,撰文介绍重庆发展的一些做法和经验。
      减法加法一起做
　　我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投资长期作为主动力拉动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国际经验表明,投资贡献大的时期,通常是经济增长快的时期,同时也是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时期。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国家,经济则主要靠消费拉动,增长转为低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的副作用,近几年国际国内需求的萎缩又加剧了这种矛盾,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产业的过剩,是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不足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我们以世界13.43%的GDP占比,生产了世界49.25%的粗钢、47.4%的煤炭,总体过剩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大量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还大量依赖进口,即使产能过剩行业也不例外,而且同种产品进出口差价大,2014年全部钢材进口均价是出口均价的1.64倍,差距最大的管材进口均价是出口均价的3.69倍。因此,即使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需要去的也是落后产能、无效产能,不适应需求的产能,与此同时必须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
　　重庆做法表明,经济要发展,不能仅做减法,还要做加法,因此在去产能过程中,需要将“去”与“增”较好地结合起来。
　　2013年重庆出台规定,不得核准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并提出通过拓宽市场消化一批、通过“走出去”转移一批、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一批、以严格的准入标准淘汰一批的“四个一批”化解过剩产能举措。针对不同行业及自身条件,采取有区别的化解措施。对资源禀赋差、竞争优势弱的煤炭行业,以退为主旋律,逐步减少产能,2013年至2014年累计关闭煤矿108个,动用市级财政资金6.48亿元作奖补专项资金；2015年加大力度关闭煤矿209个,淘汰落后产能1271万吨,接近前十年淘汰落后产能吨位的一半。重庆煤炭产量逐步下滑,2011年为4364万吨,2014年降到3196万吨。在关闭煤矿的同时,还注入市级煤炭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将保留的煤矿企业提档升级。对水泥等行业则是制订了严于国家环保标准的地方标准,通过严格的环保、能耗、工艺装备标准等淘汰落后产能,2013年后新增产能减少,结构优化,效益明显改善,实现了由2012年的亏损近1亿元到2014年盈利近15亿元的华丽转变。
　　在过剩行业、在自己不具优势的行业做减法的同时,还要在创新中培育新的行业,发展壮大具有潜力的优势行业,推动经济在产业升级中成长。一是促进工业转型升级,通过开放、创新,使笔记本电脑从无到有并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设备迅速成长壮大；通过自主创新、产品向中高端升级使汽车制造业强中更强,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增大,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重要构成部分的利税及劳动者报酬占比看,汽车制造业由2012年的18.86%提高到了2014年的24.85%,2015年前9月更是达到33.84%。二是促进产业向服务业升级,尤其是以金融创新推动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14年达到8.6%,2015年前三季度更是占到9.4%。重庆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别于北京总部集聚、上海金融要素市场集聚,另辟蹊径以离岸金融结算(惠普等加工贸易结算)、跨境电子商务结算(与上海同时获得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和支付机构外汇支付业务双试点项)为支撑,突出打造金融结算中心,2014年离岸金融结算达1190亿美元；先后成立了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重庆农畜产品交易所、重庆股份转让中心、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重庆药品交易所、重庆航运交易所、重庆文化产权交易中心、重庆再生资源交易中心、重庆纱线产品交易中心等金融要素市场,有效增强了金融要素市场的集聚辐射能力；通过渝富、城投等国有投资集团,控股参股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西南证券等金融机构,有效整合了地方金融资源,增强了地方金融机构的集聚辐射力。
      内陆城市变开放前沿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石,而成本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打出“组合拳”,降低制度******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电力价格、物流成本。不同地区,不同成本要素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矛盾的焦点也是不尽一致的,解决矛盾的突破口也不一致。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内陆地区远离出海口,因经济发展水平低远离国内主流消费市场,物流成本高的问题十分突出,难以吸引外部投资并推动产业集群形成,这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空间交易成本。重庆的经验是,以改革、创新为抓手,以改变区位劣势、降低物流成本为突破口,利用工业转型升级契机抢抓全球笔记本电脑大发展机遇,创新贸易方式与创建国际贸易大通道并举,走出了一条内陆城市变开放前沿的新路子。
　　具体做法是,通过创新贸易方式与创建国际贸易大通道,省进口物流成本,减出口物流成本。实施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招商模式,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变为整机+零部件制造一头在内、销售一头在外,不仅惠普、宏碁、华硕、东芝等国际知名品牌商,富士康、广达、仁宝、纬创、英业达、和硕等六大代工商齐聚重庆,还引进关键零部件企业800多家,2014年笔电产业本地配套率达到83%,大大节省了进口物流成本,还因集群节约了空间交易成本。基于欧洲市场占全球电脑40%的份额,配合大通关(海关一体化)、大平台(保税区)等举措,创建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大大降低了出口物流成本,运费比航空省,运时比海运缩短一半以上大大节约时间成本。随着开通班列的增多,渝新欧班列的箱公里价格已由最初的1美元降至0.55美元,与海运运价持平。随着物流成本的降低和集群效益的发挥,重庆计算机制造业盈利水平大幅提高,2012年亏损2.73亿元,2014年实现利润15.51亿元,2015年前十月又比上年同期增长55.58%。
      首创地票制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消化房地产库存。
　　重庆先期已有试点,借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之机,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地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公租房)改革,力推农民工市民化,奠定了需求扩大基础,同时通过近两年控制性开发,房地产去库存初见成效。
　　2008年12月4日,重庆成立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并进行了地票交易,由此产生我国的地票交易制度。地票交易的实质主要是农村宅基地复垦换建设用地指标,有效促进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既保护了耕地、实现了偏远农村土地的增值,又缓解了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局面。截至2014年底,累计交易地票15.2万亩(2015年增加到17.3万亩)、交易额达306亿元,农村居民分享85%的收益,农村居民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实质是分享了城镇化推进带来的好处,有利于提高其进入城镇后的生活保障和发展能力。
　　同时,重庆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2010年出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以建立完善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保障机制为支撑,放宽了城镇入户条件,提出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远郊区县城3年以上的农民工可由所在区县(自治县)负责转为城镇居民,并解决其社会保障,处理好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权属等问题。《意见》提出了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两年300万、10年1000万的计划。截至2014年年底,累计为105.5万户、409.1万农村居民办理了转户。
　　重庆还建立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制度,累计建成投用公租房1488万平方米、配租21.4万套,惠及58万人,超过一半由外来务工人员租赁,满足了他们对住房的过渡性需求,提高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有利于促使更多农村居民向城镇流动扎根。
　　这些举措,有力推进了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33.51%提升到了2014年的40.65%,农业转移人口成为房地产去库存的重要后备力量。
　　2014、2015年房地产去库存已初见成效。2014年,重庆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快于新开工面积增长,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5.87%,其中住宅同比增长1.48%；新开工面积下降18.16%,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20.63%；201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同样快于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增长,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5.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1.2%；房屋施工面积同比增长1.3%,其中住宅施工面积下降4.5%；新开工面积下降7.1%,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4.2%。连续两年新开工面积大幅下降、销售面积增长,为房地产去库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减轻了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负担。
　　重庆还积极发展房地产租赁业,2014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出租收入54.85亿元,居全国第六位,在西部遥遥领先。
      补齐基础设施滞后短板
　　重庆直辖以来,虽然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加快,但历史欠账太多,难以适应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发挥,这是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短板。近几年来,重庆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强化重大交通运输项目建设,2013-2014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8.68%,其中交通运输业年均增长24.64%；2015年前11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27.3%。
　　为配合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体系建设,重庆着力构筑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在“陆”路加快铁路大通道、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建设,至2015年,已建成“一枢纽八干线二支线”铁路网、运营里程达到1929公里,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居全国第4、中西部第1,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2500公里、对外出口通道增至13个,“4小时重庆”全面实现；在“空”中加快江北国际机场东航站区及第三跑道建设、开工巫山机场及万盛通用机场,江北国际机场枢纽功能明显增强,旅客吞吐量达到3239万人次,货邮量增至32万吨；在“水”路加快果园港二期、涪陵龙头港、万州新田港、石柱江家槽港等枢纽型港口建设,寸滩港水路交通枢纽功能得到强化,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集装箱吞吐量突破百万标箱,外埠中转货物占比达到43%。这些有力推动了重庆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推动内陆高地的形成。
      严控债务增长
　　2014年以前,重庆政府债务处于偏高水平,包括或有债务在内的地方总债务率2012年末高达92.8%,居全国第二位。2013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央政策支持和自己努力下,债务负担逐渐减轻,到2015年底,预计总债务率为77%,低于财政部确定的100%总债务率风险警戒线,与2012年末比下降15.8个百分点。其中仅2014年一年就削减债务1016亿元。2015年,重庆债务限额为3412.4亿元,债务率为62%,低于全国86%左右的平均水平,与2013年6月底的3575亿元比,削减债务163亿元,是目前已公布数据的25个省市中,仅有的2个负增长的省份。
　　重庆债务负担减轻,是多种政策手段合力推进的结果。一是国资企业通过证券市场、产权交易所面向社会增资扩股和转让股权,2014年-2015年合计达1819亿元,如重庆水务及其控股股东将所持有重庆信托26.04%的股权,作价24.8亿元转让给中国人寿全资子公司国寿投资；二是获得中央政府的置换存量债务,2015年争取到824亿元地方政府置换债券额度,主要面向区县,降低年利息40多亿元；三是推进融资改革,2014年在全国首推PPP模式,主要面向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铁路、公共设施、港口物流、土地整治等6个领域,2014-2015年滚动实施2600亿元,保证了投资增长,政府债务不增；四是发行企业债券和中期票据,2015年达1796亿元；五是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型银行对地方政府进行低息贷款支持；六是储备土地转让收入。(作者系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 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