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交通大学旧址现身川美 抗战期间走出21名院士

导读：在川美黄桷坪校区，盘根错节的黄葛树下，有一座竹篾夹墙的黑瓦小平房。往来的学生们脚步匆匆，极少有人会关注这个平常领取画板的老房子。更少有人知道，这栋楼曾是抗战时期西迁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所在地。

9月22日，九龙坡区黄桷坪，四川美术学院内的国立交通大学旧址现状。重庆晨报记者 甘侠义 摄

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报道

在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盘根错节的黄葛树下，有一座竹篾夹墙的黑瓦小平房，在秋雨中静静矗立。往来的学生们脚步匆匆，极少有人会关注这个平常领取画板的老房子。更少有人知道，这栋看起来已经过时的瓦房，曾是抗战时期西迁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所在地。

昨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文博馆员陶昕说，在西迁重庆的6年时间里，国立交通大学在日机的连年轰炸下，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中，培养出了21名院士。

陶昕说，由于国立交通大学旧址一直没有得到认定，所以并未入选我市的395处抗战遗址，“我们希望这次旧址的认定，可以让它进入名录，让旧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寻找旧址

全凭70多年前老地图

国立交通大学西迁重庆后究竟在哪里办学一直是个谜，直到一张绘制于1942年的老地图现身，才为大家指明了方向。

拿着这张老地图，陶昕说，他们整整寻找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最终确认，抗战时期西迁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旧址，就在如今的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内。

“你看，从大门到这个三岔路口，和地图上一模一样，当年国立交通大学的入校道路，至今仍然没有改变。”打着雨伞站在川美大门内的三岔路口处，陶昕说，这一点成为了他们确认国立交通大学旧址的重要证据之一。

顺着三岔路口右边的道路走去，一处黑色瓦顶的小平房静静地矗立在道路右侧，平房的铁制防盗门上，贴着一张写有“画板领取处”的白纸。陶昕说，这栋老房子，就是国立交通大学当年的教室所在地，“你看头顶的瓦片以及竹篾夹墙的构造，都和当年一模一样。”

而老房子旁边盘根错节的黄葛树，也是当年在这里求学的交大学子们亲手种下的。当年的小树苗，如今树干已经粗壮到无法一人环抱，树冠更是已经超过了屋顶。

西迁之路

演绎现实版《围城》

大家也许看过《围城》，方鸿渐、赵辛楣等人从上海内迁至重庆，一路上经历了重重困难，但艰辛中透露着许多诙谐幽默。交大的老师学生内迁重庆的历程，可谓这一段故事的真实版，只是艰辛程度，远远超出书中的叙述。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室的漆姚敏用自己多年的研究，揭开了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国立交通大学的西迁重庆之路。

1940年，位于上海租界的交大被迫接受汪伪管辖后，不少师生不愿合作，愤而离校。同时，迁到重庆九龙坡的交大升为总校，积极为离开沪校的师生提供内迁的条件。不久，师生纷纷背起行囊奔赴大西南。

漆姚敏说，土木系教授康时清，是南洋公学时期的毕业生，后留学英国，曾被选为英国皇家科技学院院士，1928年交大复设土木科时来校任教。汪伪接管上海交大后，康时清不愿接受聘书，毅然退出从教十余年的母校。他变卖住房自筹了一笔路费，不顾自己体弱有病，携带全家老小，经过半年胆战心惊的水陆兼程，到达九龙坡总校任教。

而像康时清这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赶赴重庆的教师，还有钟伟成、熊大惠、沈奏廷、吴清友等。

学生的内迁同样充满艰辛。在途中，有的学生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查，离沪时请鞋匠把鞋后跟挖空，将学校签发的证件和成绩单藏在里面；有的由于缺少路费，几个月的艰难行途，每天只靠几个烤山芋果腹；住的旅店又破又脏，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无穷无尽的臭虫，灯一熄灭，就爬满了全身；有的染上了痢疾，当地没有药，也没有补液的静脉注剂，只得把盐水注入骨瘦如柴的大腿里，大腿便膨胀得像一个晶亮的灯笼，令人痛不欲生；有的女生为了躲避到处寻花问柳的日本败兵，只得闷在船壳夹层里，不敢外出……

悬梁作书

交大学子艰苦求学

西迁重庆后，国立交通大学最终将自己的主校址定在了九龙坡的长江之畔，这里远离闹市，环境优美。但是，与其他内迁院校一样，国难期间的交大校舍简陋，图书仪器稀缺，生活艰苦。

漆姚敏说，当时的教室是竹篾、糊泥为墙的简易房屋，用土坯垒起来或用木料钉成简单木架，搭上木板，便成了桌凳。学生住着篱笆墙抹白灰的大宿舍，一个班级三四十人挤在一大间里，喧闹拥挤，空气混浊。

床铺分上、下两层，仅有的少量桌椅供放置脸盆及招待来客之用，没有专供自习用的桌椅，学生们便各具匠心，睡下铺者用衣箱当书桌，用床铺当坐椅；睡上铺者用绳索吊木板悬挂在屋梁下，当作书桌，两腿下垂，高坐在上铺上，伏板自习，偶一欠身就摇摇摆摆，好像演杂技一样。

战争年代，很多学生家乡沦陷，日常费用接济不上，生活十分困难。不少学生连笔记本都买不起，只得将用过的一面翻过来，再用一次。学生的用书，也是“代代相传”的。上届学生用过的书，大都留给下届学生，学生们还通过这种书缘关系因此成为至交。

因囊空如洗，学生的伙食是差之又差，常常数日难见荤腥。饭厅里也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饭。这种情形被同学们形容为“饥肠辘辘野蔬香，日进三餐立桌旁”。

招生严苛

一般的学生不敢报考

虽然生活标准低，但国立交通大学的考试标准却“高不可攀”。

漆姚敏说，抗战开始之后，西南地区的基础教育比较薄弱，严重影响了重庆交大的招生质量。尽管如此，交大仍然坚持“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要求高，考题难，择优录取，尽力确保新生质量。

抗战期间，政府当局在各大中学校实行贷金、公费制度，继续鼓励发展工科院校，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生源质量的回升，加上交大历来的办学声誉和毕业出路较好的优势，前来投考交大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竞争激烈。

在重庆“学校单独招生，考生约四五千名，几乎全是各中学的优秀学生，擅长数理化。成绩一般的学生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是一位当年“上线”考生日后撰写的回忆，从略带自豪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报考交大的火爆场面。

漆姚敏说，抗战胜利后，交大逾两千名师生，前后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分六次陆续返沪。三百余亩校园移交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该学院即今西南大学前身的一部分。

1950年，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随解放军入渝，选址交大渝校旧址，创建西南人民艺术学院，一九五九年改制更名为四川美术学院。

延伸

21名院士，从这里走出

抗战时期设在九龙坡的国立交通大学。

在人才培养方面，来到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丝毫不逊战前。抗战期间，从国立交通大学走出来的院士（包括中国两院院士、美国两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多达21人。

其中包括1945级造船系、“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1944级造船系、我国第一艘万吨轮的设计者许学彦，1945级电信所女研究生、电子计算机专家、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夏培肃，1943届机械系、中国运筹学奠基人许国志、1946届航空系、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家吴耀祖等。

报名从军，抗日杀敌

部分从军的学生合影。陶昕供图

1944年秋抗战后期，国立交通大学积极响应征调军中翻译员、组建青年军入伍抗敌的政策，成立从军征兵委员会，学子们掀起报名从军的热潮。

1944年秋—1945年春，学生参加青年志愿军45人，政工人员6人，海军81人，空军高级机械班17人，空军飞行及领航12人，译员16人，总计177人，占当年在校生的13.21%。

“重庆之蛙”，交大人造

说起抗战时期重庆城里赫赫有名的“重庆之蛙”大家并不陌生，可你知道吗，这个我国第一座短波电台，就是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生冯简在重庆主持建设的。

漆姚敏说，“重庆之蛙”的正式名称为“The Voice of China”，它是冯简在重庆主持建设的我国第一座短波电台。

在整个抗战时期，日寇不断对重庆狂轰滥炸，而“重庆之蛙”坚持对全世界广播，从未中断，而这座电台也是抗战期间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