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是怎样发现的？晨报为你揭秘

陈习删主持编撰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

大足石刻考察团在龙岗石窟前留影。

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报道

时光回到70年前的重庆，那时，一个由全国专家组成的考察团，登上停泊在江边的轮船，准备前往一个神秘之地。一周后，专家们满载而归。

随后的数年里，一片藏于重庆山林之间的著名石刻造像——大足石刻，开始在离开史书记载、消失于人们视野数百年后，频繁出现在人们眼前，而且并从此艳惊世界。

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谁，重新让大足石刻走入了人们的眼帘？昨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研究员邓又萍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重修县志引发史学家关注

千年前的晚唐，静南军节度使韦君靖一边建造着“粮贮十年，兵囤数万”的永昌寨，一边在县城北边的龙岗山开凿石造像，随后的两百多年里，官员、僧尼、信众效仿，最终缔造了如今名动世界的北山石刻。

800年前的南宋，一代高僧赵智凤清苦70余年，镌刻宝顶山南北岩石刻群像，传下宝顶石刻美谈佳话。随后的数百年里，偏居一隅的大足石刻渐渐走出了史家的笔触，远离尘嚣隐没于山林掩盖之中。

时间来到1942年，大足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重修县志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邓又萍说，当时大足县县长郭鸿厚将这个重任交给了临时参议会议长陈习删。

陈习删和他的团队遍查史料，走遍了大足的山山水水。1944年冬，《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终于编撰完成。在《山脉》篇中，陈习删等人详细地记载下了当时湮没无闻的北山、宝顶石刻造像。随即，这部县志被送至当时内迁到重庆的中国学典馆印刷厂复印。而就是在印刷过程中，这部县志得到了时任学典馆馆长、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的关注。

邓又萍说，在杨家骆心中一直有个遗憾——大足石刻的资料或残或缺，或不尽实。而县志里关于大足石刻的记录，终于让这位史学大家找到了宝库的钥匙。

15人考察团勘探大足石刻

不能让明珠蒙尘，杨家骆决定邀请当时来到重庆的各界专家，前往大足一探瑰宝。邓又萍说，1945年4月25日，由15人组成的考察团筹备完毕。

史料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史学家杨家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立法委员何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教育家张静秋、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冯四知、故宫博物院科长庄严、北碚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傅振伦、画家梅健鹰、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中国学典馆青年学者吴显齐等。

“别看我们现在去大足一路坦途，1个多小时就到了。在70年前，考察团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才抵达大足。”邓又萍说，考察团在重庆坐上民悦轮号，乘船先到合川，住宿一晚后，再坐滑竿，经铜梁前往大足，直到27日傍晚才到达大足。

第二天一早，考察团举行了座谈会，对随后几天的科考工作进行了部署。

揭开北山宝顶石刻造像之谜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龙岗山，在这个被称为佛湾的山坳里，专家们流连忘返。当考察团成员站在千手观音的造像前时，他们被精美的石刻深深震撼。

位于多宝寺前的北塔是龙岗山的标志。沿着砖筑的阶梯，考察团成员登上北塔。绍兴、成化、万历、光绪历次的修塔记和造像记，精美的浮雕佛像，以及绍兴二十四年伏小八的造像镌记，都在他们的拭拂下放出新的光彩。

30日，成员们坐滑竿前往宝顶。下午1点半，考察团迈进历经了战乱和重修的圣寿寺，韦驮殿、大雄殿、燃灯殿渐次排开，斑驳的朱漆、翘角的飞檐、残存的石塔以及大宝楼阁的残址，这座宏伟却已黯旧的古刹让成员们感觉到了历史的变幻无常。

拨开时间的尘土，考察团用丰硕的工作成果解答了宝顶石刻之谜——断定赵智凤先后在圣寿寺里建大宝楼阁，后又开凿了大佛湾南岩群像和北岩的大宝楼阁。然而不久，元兵入川，四川大乱，宝顶就此衰微。

考察团最终确认，宝顶石刻确是赵智凤一手经营，历数十年而成。同时还将宝顶石刻分为两大区，编定为75号，记有碑17种、经文5种、藏经目录1种、图记10通、图颂10首，现存有佛像约1551身，完整率79.2%。

5月5日，考察结束。在8天时间里，专家们共拍摄影片1部、照片200帧、部位图2种、摩绘200幅、拓片100通、石刻目录2种。

大足石刻在上海重装亮相

随后的两年里，专家们开始逐一整理收集到的大足石刻相关资料。邓又萍说，这是对大足石刻第一次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确立了大足石刻与云冈、龙门三足鼎立的历史地位，使沉寂近千年的精美石刻艺术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随着研究工作的陆续开展，关于大足石刻的一篇篇研究报告开始见诸报端。顾颉刚《大足小志》、杨家骆《大足石刻及其背景》、朱锦江《大足石刻艺术批评》、马衡《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考》、傅振伦《漫话大足石刻》等学术著作及论文陆续在全国各大媒体或文史杂志中刊出，在重庆引起轰动，也成为抗战胜利前夕全国的文化盛事。

1947年2月，杨家骆在上海首次向世界公布大足石刻，并在《环球画报》刊发石刻图片。至此，大足石刻开始以其精美的造像风格蜚声中外。

邓又萍说，195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邀组“四川古代雕塑考察团”赴川。美术家们在《人民日报》、《文物》等报刊上著述：大足石刻大多是宋代作品……同绘画与瓷器工艺一样，经过了唐代的一个高峰，又发展到一个新的成熟阶段。1958年，文物出版社又为之出版发行《大足石刻》图书。

1961年，北大考古系教授阎文儒受周总理嘱托，对当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进行调查，大足石刻被列入他的行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