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之子在青木关读书 会唱抗日歌曲

　　中大附中青校校园全景。记者 张亦筑 翻拍

　　“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70多年前的一天，著名的《流亡三部曲》在重庆青木关的民众教育馆内唱响。唱歌的人，是一群流亡到此的学生。

　　作为当年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今年85岁的况浩文对这样的场景依然印象深刻。

　　1939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迁至青木关，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大、中、小学也陆续搬迁（或新建）在这里，位于青木关袁家沟的中大附中就是其中之一。

　　“四喜汤”、“八宝饭”无法磨灭学生斗志

　　“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大附中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青木关，被称作中大附中青校；另一部分在沙坪坝，是1942年增设的中大附中分校，被称作中大附中沙校。”况浩文说，1946年，青校和沙校迁回南京后合并（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那时，在中大附中青校就读的学生中，大部分是随家人逃难到重庆的学生以及保育生，还有部分在青木关当地招收的优秀学生，从初中到高中，学生最多时达到1500多人。而学校的条件艰苦至极。

　　学生住的是竹壁茅屋，一间茅屋要容纳一个班四五十名学生，里面没有电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无雨缺水。每天每个学生只能领到一盆清水，大家笑称这是“四喜（洗）汤”——洗脸、洗脚、洗澡、洗衣服。

　　吃的是“八宝饭”——沙子、石子、谷子、蟑螂粪、耗子屎等都和在饭里。“好在每个月我们还能打两回牙祭，一般是红烧肥肉，吃得那叫一个香啊！”况浩文告诉记者。

　　学校条件如此艰苦，并没有磨灭学生的斗志。

　　“那时，下课之后，报刊栏前总是人头攒动。”况浩文称。流亡学生们尤其珍惜这有饭吃、有书读的生活，也更加好学上进。那时，白天6节正课排得满当当的，晚上还有2节晚自习，虽然教室没有电灯，但每个人靠一盏简易油灯也坚持读书。

　　在这样艰难的办学条件下，中大附中仍然培养出很多国家栋梁之材。比如为我国“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衡高，也曾就读于中大附中青校。

　　10名韩国学生获特批入读

　　在中大附中读书的，不仅有中国学生，还有外国学生。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至重庆，临时政府官员和眷属也纷纷随之来到重庆。

　　1938年底，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特批，中大附中青校接收了10名临时政府官员的子女，其中一名还是临时政府主席金久的次子金信（读书时名字叫金申江）。

　　况浩文说，尽管金信是高官子弟，但当年的生活同样比较拮据。25年前他们曾在韩国相聚，金信告诉他，那时嘴馋，他常常省下家里给的车费，走几十里山路到学校，只为在经过磁器口时吃碗“毛血旺”，再称半斤椒盐花生。几十年后，金信依然难忘当年的那个味道。

　　由于在重庆生活了5年，金信会说一口流利的重庆话，他不仅会哼唱《流亡三部曲》，还会带头领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中大附中毕业后，他又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并于1944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参军，后来转入美国空军学校受训。

　　1993年，金信还专程到重庆来寻“根”，前往青木关参观母校旧址。在他眼里，即使半个世纪过去，“烽燧东举、弦歌西征”的校歌依然环绕耳际；莘莘学子挑灯夜读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