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机轰炸造成大部分房屋损毁 不少知名人士写“求屋信”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重庆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而且，日本飞机长时间地轰炸，街道、房屋毁坏很大，造成当年在重庆“一屋难求”。

不仅老百姓流离失所，很多高官也没有房子可住。从珍藏的抗战时期档案来看，就有很多“求屋信”。“屋以稀为贵”，正是抗战时期重庆生活的真实写照。

买房、卖房、租房，现在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可在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可是难上加难。

重庆市档案馆在整理抗战时期书信时，找到很多“求屋信”。这些“求屋信”，内容多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政府要员，多方寻求帮助，求租房屋、求地建屋。日前，重庆市档案馆首次将部分“求屋信”进行了公布，并讲述背后的故事。

这一封封“求屋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战时期抗战大后方重庆的生活——“屋以稀为贵”。

人口多挤在“半岛”之中

重庆是一个内陆港口城市，也是西部地区开埠最早，城市化比其它西部城市更早、更快的城市。因为这个特点，重庆自1929年建市以来，人口密度一直较高。

以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为例，重庆城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5037人。

而且，重庆又是一座山城，山高地不平的地形特征，使得重庆的房屋建筑不仅成本高，而且相当困难。两者结合在一起，战前的重庆就已经人口众多、居住困难，整个重庆城颇有“人满之虞”的情况。

“抗战爆发后，重庆城就更挤了”，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档案馆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介绍，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东部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学校、团体等纷纷迁到重庆。加之战区扩大，难以计算的大量人员涌向重庆，他们在重庆“安家落户，立业谋生”，从而使得重庆的人口急剧增加，到1945年3月时，已多达126万余人，较原有人口增加了近3倍。

而且，大多数城市居民集中在渝中“半岛”上，让这个小小的半岛显得非常拥挤。特别是通远门以内，人口密度更大。

唐润明说，重庆人口的迅猛增加，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城市设施更是相形见绌，压力大增。另一方面，日机长时期、大规模地轰炸，更是“雪上加霜”，炸毁了大量房屋。

由此一来，重庆市区的房屋不仅价格高昂，一日一价，而且更多的时候是有价无市，一房难得。很多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只得流离失所，投亲靠友和逃到乡村，或是搭建简易的棚房度日。

很多“高官”也居无定所

当时，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政府要员或是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也不得不到处寻求帮助，租借房屋、租地建屋。

唐润明介绍，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次长等要职的洪兰友，虽然在重庆住了多年，但仍是居无定所。

当洪兰友得知会府街兰庐内，还有可修房屋两三间的空余地盘后，就多方打听这块地的业主。但无奈自己与业主不熟，不得不于1943年4月29日致函重庆著名士绅、金融大亨康心如，“以系兰亭先生产业，闻与先生交笃，曾请转商，当荷面允，至感盛情。”并迫不及待地“兹特附上代拟电稿一通，敬祈察酌拍发，无任感祷，专肃奉恳。”通俗一点说，就是：我已经拟好的电稿，请你帮我拍发一下就可以了，麻烦帮我约一下业主谈谈。

可以看出，战时重庆，就是当时的高官，为了求得一地一屋，也不得不低头到处想办法。

个人寻房艰难，单位、团体也好不了多少，即使租到房屋，也常常发生纠纷。比如东北四省抗敌协会，是租赁的住房，因价格关系，被房主一再强迫索还，双方屡起纠纷，虽经警宪多次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房主同意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加价的基础上租赁至1944年6月，但规定到期必须迁出，否则高价赔偿。

这种情形，就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也无可奈何，只得发出“现为期已迫，为避免无谓损失起见，势须如期迁移”的感慨。为此，吴铁城在该协议到期之前，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为东北四省抗敌协会请求租佃桂香阁的空地，“另建会所，庶免再因房屋纠纷，影响工作进行”。

四处借房为女儿举办婚礼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为借用房屋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也于1945年8月24日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信中写道：“本部现为适应复员紧急措施，已决定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并须于短期内即行开始训练，惟班址遽难觅得。闻中央公园市立图书馆馆址及市工务局所建示范住宅（现由私立重庆时疫医院借用，该院将于本月底结束），全部房屋尚属合用，拟请借用三月，事关复员紧急措施，尚祈特予惠允。”

抗战时期的重庆，住房供不应求，生活在重庆的人们，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唐润明说，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有的住在所属单位简陋的宿舍里；有的则出高价，与人合租住房；有的疏散到乡间，自建简单房屋……但所有这些，都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都要托朋友、找亲戚，想很多办法。不仅个人住房如此，就是一些权力部门、大的单位，也是这样。

有时一些大的活动与聚会场所，也得求人帮忙，才能得到解决。比如，曾任中国驻日大使，抗战时期任国民党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主任、陪都空袭救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的许世英，1943年3月12日也曾致函康心如，请求借“银行同人业余进修社”为其女儿举办婚礼。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这样‘一屋难求’的情况，是随时可见，举不胜举的。”唐润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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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机频繁时住在岩缝里

平时晚上睡在床上可数星星

在抗战时期，重庆人的居住情况如何？家住渝中区十八梯的86岁的陈志碧老人，还对那段流离失所的日子记忆犹新。

生于1929年的陈志碧，出生在乡下，但在她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因故去世了，家里只有外婆带着她过日子。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外婆就带着她来城里，想寻求城里亲戚的帮助。

“其实，那时抗战已经爆发，重庆城里更不好过，是日机轰炸重庆最厉害的时候”，陈志碧记得，最开始没有地方住，外婆就想租房子先安顿下来。身上没什么钱，外婆就到长江边的河坝，给拉船的船工补衣服。“那时，江里都是木船，需要船工来拉”，陈志碧老人说，“我还记得，不远处就是珊瑚坝，那时是停飞机的地方。”

做针线活攒下钱后，外婆带着陈志碧到了渝中区下半城的大巷子，离花街子不远，好不容易租了一间屋子。可是没想到，这间屋子没住多久，就因为日机轰炸被毁坏了。虽然炮弹没有直接炸中房子，但周围到处被炸，她们两人住的房子也被震垮了，只剩下了光架架。因此，日机来得频繁的时候，祖孙两人就躲到河坝的岩缝里；没有警报的时候，就回到只剩光架架的房子里。“晚上睡觉，还能看得见天上的星星”，说到这里，陈志碧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这大概是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了。

“那时，由于躲日机的轰炸，不停地逃命。已经没有精力想有没有地方住，只是想有没有命活过来，生命就是最重要的”，陈志碧老人说，那时的街边，常常能看到搭着简易棚棚住的居民。后来，她们租住的屋子被原房主卖掉，新房主才来修缮了一下。

抗战结束后的1948年，陈志碧搬到了渝中区十八梯。陈志碧说，十八梯抗战时期也被炸得厉害，原来的房子是一间挨一间，炸了之后容易火烧连营。后来重修的房屋，都隔了“火巷”，不再紧挨，她住的房子就是这样。如今，因为旧城改造，十八梯也正在拆迁。

陕西路一带人口曾最密集

抗战胜利后规划向城中移

市规划局、市勘测院曾编制我市首部《重庆历史地图集（古地图卷）》，收录了1946年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包括《交通计划总图》、《市中心区干路系统图》、《人口分布图》、《全市区土地利用区划图》等。

1946年，此时正是抗战胜利后，从规划可看出抗战时期重庆的情况。比如，草案的《人口分布图》显示，陕西路一带因临江取水方便，是人口最密集区。抗战结束后，开建公路、自来水厂，人口重心开始往城中移动。当年人口较多的是渝中半岛，此外，江北城、沙坪坝等地也有不少人居住。

当时七星岗比较拥堵，草案规划改善和平路，为七星岗缓堵。经七星岗的车改走和平路，从较场口到小什字。这类似于现在的“分流道”，如渝澳大道等，为主干道解压。

“草案”中《全市区土地利用区划图》里也曾介绍，旧城区面积较小，非常拥挤。市中心人口密集，空地、绿地不足，需疏散人口，增开广场和公园；在郊区地势平坦、风景优美、交通便利的地方设置卫星城，吸引市民向郊外迁移。

当时的工商业，布置在嘉陵江、长江沿岸，规划增开南岸弹子石至大田坎一带、长江北岸寸滩至唐家沱一带为新工业区。文化区在小龙坎至磁器口一带，以沙坪坝为中心。

规划的住宅区，分高等、普通、平民住宅区。其中，高等住宅区在歌乐山（包括山洞）、黄桷垭；普通住宅区，位于大坪坝、铜元局等；平民住宅区包括牛角沱、桂花园一带，下曾家岩码头坡上，大溪沟沿江坡上，临江门至千厮门，菜园坝沿江坡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