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位名人手迹 带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重庆
1936年，冯玉祥为《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第六班、机械第二班同学录》题词。
1940年1月，陶行知为《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题词。
1940年6月，孔祥熙为重庆大学第五届毕业生题词。
抗战时期，康心如为重庆明善小学创办十周年暨清芬楼落成题词。
重庆晨报记者 蒋艳 报道
重庆市档案馆整理出“馆藏精华”，共208位、400余幅抗战时期名人的手迹，分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个板块，编撰成《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名人手迹》，本月有望出版。
很多名人题词、信札，是首次公开，这也是抗战名人手迹第一次集体亮相。这些手迹不仅展现了各位名人的个人风采，书信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更是还原了最真实的抗战大后方生活。
时间跨度大
上世纪90年代曾启动编纂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军事、文化重心的西移，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战时中国各党派、各阶层、各领域的代表人物，相继来到重庆生活、工作、学习。
重庆市档案馆作为国家一级档案馆，拥有40余万卷抗战历史档案。其中，抗战时期的名人手迹，是馆藏的珍贵档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启动抗战时期名人手迹的精选。”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档案馆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说，因种种原因暂时搁置，这项工作时隔十余年之后重启。
2011年，部分名人手迹曾在市级机关综合办公楼、三峡博物馆，以及北部新区、万州、涪陵、璧山等地巡展。2012年，展览曾跨越海峡到了台湾，台北、新竹、彰化……每到一处都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收录人物全
208位抗战时期名人手迹入册
唐润明说，在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名人手迹》，很有意义。
“在部分手迹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对重庆市档案馆的珍贵馆藏再次进行精选，”唐润明介绍，最后选出了208位、400余幅名人题词和信札，“很多图片、真迹是首次公开。”
内容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板块。政治人物中，有蒋介石、刘湘、孙祥熙、宋子文、董必武、张澜等；经济人物有康心如、卢作孚、杜月笙、胡子昂、刘鸿生等；军事人物有冯玉祥、陈诚、何应钦等；文化人物有冰心、郭沫若、马寅初、胡秋原、梁漱溟、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等。
抗战时期，只要在重庆待过、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名人，都在其中。唐润明说，这也是抗战时期名人手迹的第一次集体公开亮相，人物图片、题词信札，都与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密切相关。
历史韵味浓
私密信札、题词还原抗战生活
“在抗战时期，日常书信仍然是用毛笔书写，后来钢笔逐渐普及，”唐润明说，这些信札曾经很私密，如今成为历史的见证，还原最真实的抗战大后方生活。
题词或取材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或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信札是战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的爱国热情、英雄气概与平民情怀。这些手迹，也是难得的书法精品，是研究书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书为心迹，笔为心笔”，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生风采和书法大观；“方寸之间，翰墨千秋”，一段中华民族不畏艰难、抗击侵略的恢弘史实，以这样的形式娓娓道来，既印证历史，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每一封书信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茅以升负重任
抗战时期曾计划修索道
山城重庆，坡多梯坎多，背水、挑菜，都要爬坡上坎。当时城里清运垃圾，也得人们肩挑背扛。1945年10月，茅以升给时任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杨绰阉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到在炮台街修一条索道清运垃圾，信笺上有“中国桥梁公司”字样。
“绰公秘席前承，嘱代为筹画炮台街运送垃圾索道一节……”茅以升在信中，讲述了卫生、工务两局到炮台街勘测情况，附有计划说明书、示意图设计。当时的炮台街在哪里？就是如今的沧白路，嘉陵江索道楼所在之地。
而且，信中写明当时修索道需要的工程经费为33万元。为了节省开支，茅以升还积极想办法：“钢索一项，桥梁公司存有些钢料，当可暂借应用。”
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件大事，茅以升主持设计的望龙门缆车，于1945年4月竣工，当年5月16日通车运行。炮台街索道应该在望龙门缆车之后。但是，由于战时环境、财力等原因，炮台街修索道一事未能实施，直到上世纪80年代，相同位置才有了一条过江索道。
冯玉祥重情义
敦促张自忠陵园落户北碚
在重庆市北碚区梅花山，有一座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上将的陵园，现在已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冯玉祥与张自忠感情至深，张自忠牺牲之后，是他促成了陵园落户北碚，并嘱托建设、看管好。从一封信就可以看出两人特殊的感情。
1946年5月6日（民国三十五年），冯玉祥为建张自忠将军墓园一事，给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评价张自忠：“五十个联盟国家，只有这样一位受伤不退，以致阵亡的张上将自忠。他的坟墓就埋在贵治，这真是最大的光荣和幸福吧！”
冯玉祥在信中还写道，“张将军建一墓园，五间广大的享堂，是由王尔昌先生担任募建的；马路上有一个大的石头牌坊，是由玉祥担任募建的；园的当中，左中右三个亭子，是由鹿钟麟、薛笃弼、张树声三位先生担任募建的……为了墓园地亩的事，和一切建筑管理的事，同人等诚恳底（地）请求您多负些责任，特此委托。”落款是“张上将墓园筹建委员会”，委员会的负责人正是冯玉祥。
孔祥熙为救灾
致信重庆市长提出方案
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重庆城损失惨重。
1940年8月22日，孔祥熙为迅速救济“重庆大轰炸”的灾民，给时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致函。
“连日敌机肆虐，狂炸市区，商肆民居多被夷毁，灾情惨重至深……”孔祥熙在信中表示，应该切实赈灾，以安民心。
信中还说了如何救济重庆的灾民，拨款10万元买芦席，给受灾最严重的贫民先搭临时房舍；有能力自己建造者，各方都要予以便利，“早日恢复市面，而各得营生。”信中也表示，至于救济费，更不能延误，要最短时间内办理完成，尽早让灾民得到帮助。
康心如能耐大
陶行知郭沫若都曾向他募款
抗战爆发后，在恶劣的环境下，要办成、维持一件事，相当困难。一些战前声名显赫、一掷千金的人物，不得不放下身段，为自己、为朋友、为国家，请求资助。其中，不少名人向“金融大亨”康心如募款。
比如，“海上闻人”杜月笙、杨虎，二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何等威风。到重庆之后，杜月笙为了替张君励主办的《民宪》半月刊拉广告，写信给康心如，请他所属的四川美丰银行“惠予赞助，按期赐登广告”。杨虎则为帮助著名学者常任侠推销其所著的《经济封锁与反封锁》一书，写信给康心如：“望仗鼎力赞助，并代征银行界同仁多予预约。”
陶行知先生是著名教育家，1942年，育才学校创办之初，由于学校运转缺乏资金，也向康心如开口募捐。在信中，陶行知这样介绍学校情况：近几个月以来，物价持续高涨，学校每月的预算已达十一万元。但是学校所存的钱款，却只有五万元。余下的，只有每个月去筹措。希望能够得到捐助，帮助学校渡过难关。
1941年，郭沫若为支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孩子剧团”公演募款，也曾致信康心如。
马寅初有性格
因重大校长卸任拒绝受聘
马寅初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
但这个人却十分有性格，从一封信就可以看出来。马寅初对时任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曾有不错的评价，胡庶华是重庆大学第二任校长。1938年，重庆大学准备聘请马寅初授课，并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及系主任。但恰逢此时，马寅初听说，胡庶华不再担任重庆大学校长。
马寅初立即就给重庆大学校长办公室回了信：“倘胡校长回校复职，自当践约，于下学年在贵校担任讲授数小时，至商学院长及系主任。因才不胜任，请另选贤能为荷。”
大意就是，如果胡庶华回来继续当校长，我可以来上课。如果不让胡庶华当校长了，我也就不来了，你们就另请高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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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那些笑靥如花的孩子，你们在哪里？
面对镜头，孩子们露出了或稚嫩或羞涩的笑容。70年过去了，照片中的孩童如果还健在，如今已是耄耋老人。 如果你就在照片中或者知道他们在哪里，请拨打晨报热线966966联系我们。
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报道
本报一一拍下了这部影片里那些特写镜头中微笑着的孩子们的脸庞，时隔70年，当年不到十岁的他们，如今已是耄耋老人。
从今日起，本报开始寻找这些照片里的孩子，你们身在何处？过得还好吗？如果你是或者你知道他们在哪里，请拨打晨报热线966966联系我们，我们将进行跟踪采访报道。
日本扬言要将重庆从地图上抹去
熊熊燃烧的大火占据了银幕的绝大部分，一座座房屋在火焰的肆虐中轰然倒下，人们靠着肩挑手提及人力运送，将灭火的水不断地送到火灾现场，可在冲天的大火中，这样的输送是远远不够的。
影片中，摄影师斯科特这样叙述着：“他们见证了自己的城市在轰炸和由此燃烧的大火中经受的苦难，他们的家现在已经成为一片瓦砾，仅有的财产化为灰烬，亲人或朋友已经再也见不到了。我们应该大声控诉日本侵略者，看看你们对这里的人们做了些什么？他们虽然在轰炸中幸存下来，但经历了恐怖的绝望。”
可就在这些让人恐惧的画面一一闪过银幕，就在斯科特沉痛的解说声还未落音之时，他突然语气一转，这样述说着他对重庆这座战时首都里生活的人们的尊敬：“可你看看这里的人们，他们表现出了惊恐吗？是的，他们经受了苦难，但他们并没有被打败，对于侵略者来说，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而是让世界更加仇恨他们。”
死难者的遗体、抱着包袱无家可归的人们，满眼的废墟和熊熊燃烧的大火，成为斯科特镜头的焦点。面对这场人为的灾难，重庆人的精神垮掉了吗？斯科特在影片中给出了答案。
“不，重庆没有死，城里到处都是废墟，数以千计的遇难者的遗体躺在瓦砾之中，但人们已经开始在废墟中寻找任何有用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或几片废金属，这一天充满了痛苦，但也会有结束的时候。日本人说，他们要把重庆从地图上抹去，或许重庆城遭到了毁灭，但这里的人们会继续活下来，城里的建筑遭到了毁坏，但这里人们的精神不会被打倒。”斯科特这样说。
孩子们的笑脸成影片重要聚焦点
斯科特的影片，从开始到结尾，孩子们的笑脸是出现得最多的人物特写镜头。
在通往重庆的滇缅公路旁，捧着饭碗一边看着镜头哈哈笑着一边使劲刨着饭的孩子；在重庆街头，留着福娃头的孩子冲着镜头不好意思地笑着；坐在干净的课桌旁，一边努力不看镜头，一边却忍不住看着镜头腼腆笑着的女孩；战时儿童保育院里那些失去亲人却努力继续生活着的孩子们……
影片中，这些孩子无一例外地面对镜头展露着微笑，仿佛在他们身边爆发的战火并没有出现过。
周勇说，这些孩子大多都被当时的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照顾。如果这些孩子躲过了当年的那些轰炸，他们应该已是耄耋老人，这些老人不仅可以作为斯科特纪录片《苦干》的旁证者，也能作为当年轰炸的见证者讲述他们遭遇的故事。
斯科特为什么要拍摄这么多孩子的笑脸？在影片中，他是这样解释的：“轰炸并没有击垮他们，这些因轰炸而成为孤儿的孩子们，很快就会穿上干净的衣服，睡在温暖的被窝中。同时，这些孩子被告知，他们今后会有新的生活，他们需要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们所建立的新中国，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或许这些孩子还太小，听不懂这些话，但他们在接下来的一生中会记住这一刻以及这些话。”
周勇说，在斯科特看来，这些微笑着的孩子不仅见证了重庆人炸不垮的精神，而且他们也成为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轰炸摧毁了这个国家，但轰炸能打垮建立这个国家的人吗？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是如何抗战的，他们时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就是‘苦干’刻苦的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斯科特在影片结尾处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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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儿童保育院 让3万多难童免遭战火涂炭
抗战时期，众多儿童流离失所，处境堪忧。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为救助难童而成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其在各地建立的保育院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发挥了微薄却影响深远的作用。昨天，曾多年研究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原合川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蒋维彦说，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历时7年多，使3万多名难童得以免遭战火涂炭。
政府负担难童全部学习费用
保育院接收的保育生一般在初中以下年龄。7岁以下入幼稚班；7岁以上依照普通小学学制，学习6年。小学毕业后，可参加升中学考试。达到标准，即可升入中学继续学习。
蒋维彦说，因为国立中学也是由政府负担全部费用，所以保育生大都进入国立中学。也有一些有特长的保育生被陶行知先生挑走，进入育才学校。保育生在这类非国立中学的费用，则继续由保育会负责。进入大学的保育生，则由保育会代为申请国家公费。
针对儿童年龄差异和生活中的特点，保育院实行小教初级和高级两级制和一学年三期制，使儿童们六学年的课程四年完成。这样既保证打牢儿童的知识基础，又能提前完成学业，让他们尽快升学或踏上自食其力的独立生活之路。
成立“母亲会”结对分管难童
失去或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流浪生活，在许多难童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为了安定难童生活、稳定难童情绪，使他们健康成长，保育机构首先发动教职员与难童建立起亲情般的关系，特别对失去父母的难童，给予了亲人般的呵护。
蒋维彦说，保育院在开展为难童找亲人的活动之余，还组成“母亲会”、“妈妈协会”，结对分管这些无家可归的难童。保育院还组织儿童和友邻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学业会考，如1944年上学期，璧山大路镇宝光寺的第五保育院高级班儿童与大路乡中心小学高小毕业班的学生就曾一起会考和联欢。
同时，所有教职员都做到言传身教，带头同儿童一起开荒种地，养畜孵禽，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