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是重庆实业家卢作孚指挥的
卢作孚
宜昌大撤退场景
这是一场发生在77年前的救国壮举，它的指挥者是一位至今仍享誉世界的重庆人，它发生的地点，是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之上。
在那一年的初冬，20余艘货船和800余艘木船，冒着日机的猛烈轰炸，来回奔波在凶险的峡江之上，用40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年才能达成的运送量，为中国抗战抢救出3万余人和10万余吨货物。
这就是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它的指挥者，就是重庆合川人卢作孚。他的民生公司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
昨天，两度执笔以卢作孚为主人公，写下小说《船神》和《水龙》的重庆著名作家王雨，接受本报专访，再次为人们讲述了这段77年前震撼世界的壮举。
卢作孚拒绝沉船有深意
你知道吗？就在这场大撤退启动前的一个月，民生公司的所有船只，差点被全部凿毁，用于沉入长江之中阻止日军沿江而上。
王雨说，1938年10月，日本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的10万大军，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宜昌推进。为了阻止日军的进犯，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在半个月以前就下达了沉船封江的命令，沉船地点锁定武汉田家镇。
王雨说，在这之前，沉船锁江已经在长江上屡次施行。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内迁重庆。而此时，国民政府认为，如果日本军舰沿着长江水路快速西进，攻克重庆也是指日可待。如果要靠军队在水面上或沿线狙击日军，几乎没有任何胜算。于是，沉船断流成了唯一的选择。
王雨说，早在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就实施了“江阴沉船计划”，24艘船只就被凿沉于江阴黄山下游的鹅鼻嘴。日军攻克上海、南京后，国民政府在江西马当组织了第二次沉船，18艘船只再次沉入江底。此后，在镇海口、龙潭口、宜昌及武穴田家镇等长江水面又相继实施多次沉船计划。
同为船运公司，民生公司也得到了沉船命令，对此，卢作孚十分镇静，他认为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凿沉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以断敌路的做法无疑是自绝后路。
王雨说，卢作孚认为，民生船不能毁掉，不能沉船，因为只有民生船才能在长江上游宜昌到重庆一段航行，其他的大船都无法完成。卢作孚拒绝了军政部的命令，他否决这种自绝后路的做法，要求全力组织他的船队用实力参加抗日救亡。
王雨说，卢作孚的这次决定，为随后进行的宜昌大撤退留下了唯一可以依靠的运力。
发明三段航行法
77年前从宜昌到重庆有多难？王雨掰着手指一一数来。从宜昌上行重庆，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而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轮船，到了宜昌必须等候换载开川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穿过三峡前行。
同时，大撤退开始时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
除此之外，当时运输船只奇缺，特别是能够穿行三峡的船只。王雨说，除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外，只有2艘中国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依当年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这么多物资要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
面临这样的危局，卢作孚和公司的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创造出了枯水期间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
什么是“三段航行法”？卢作孚写道：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两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容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
王雨说，这个航行法的使用，让大撤退进行期间，每天清晨都会有五六艘装满人员、物资的轮船离开宜昌，每天下午又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不但加大了运力，而且稳定了人心。
300余名难童首批撤退
1938年10月24日，宜昌大撤退正式拉开大幕。数万人口和货物需要在40天内完成转运，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大撤退首日率先登船的，是300余名难童。
王雨说，在当时到宜昌的人流中，有一批由战时儿童保育院（该组织经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提议建立，在宜昌设有难童接送站）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的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数千名。
为了报效国家，民生公司决定，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三十元到三十七元，民间器材只收六十余元到八十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三百元到四百元。
经过40天的苦战，在卢作孚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奇迹果然出现了，“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
王雨说，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高达400万元。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出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王雨说，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