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力量：重庆志愿者调查
这是一座喧嚣的城市，不仅仅因为它在面积和人口上的巨大尺码，也因为近年来的一系列“大事件”。
在各种宏大的叙事下，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在这个“大都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着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令这座城市的根系扎向更深之处，从而得以在那些“大事件”中，不至于出现过大的摇晃。
贴近地面的力量，往往会被人忽视。这种源于草根的默默的力量，或许正代表着这个国家主流的迈进方向？
乡村实验
当了两年的“西部志愿者”之后，穆龙在2012年通过了“大学生村官”的考试，走马上任了。
他的“领地”，在綦江区扶欢镇的安育村，一个偏僻的山村，离贵州并不很远。在他之前，这里还没有大学生当过“村官”。
尽管也出身于贫寒的农家，但毕竟一直生活在校园里，穆龙并没有多少与村民打交道的经验，尤其是以“村官”的身份。何况，留在此地的村民，主要就是两类人：一类是留守儿童，一类是留守老人。所有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甚至在春节都难得回家。
这是中国典型的“空巢村”。
“安育村有454户人家，人口1929人，学龄儿童有252人，去年人均收入是6256元，其中四分之三是外出打工人员寄回来的钱。”穆龙对这些数字滚瓜烂熟。而在刚刚“空降”到这里时，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放学后满山疯跑的孩子们。
早年，这个村还有一所小学，但后来并进了10里外的另一所小学。每天接送低年级的孩子，成为老人们最大的体力劳动之一，一接一送，上下坡坎，光路途上每天就要耗去5个小时。而且，留守老人们既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也缺乏时间精力——青壮年流失之后的农村，总是有着干不完的农活。至于孩子们，就只能“放养”了。来自农家的穆龙当时只有很朴素的担忧：“这样下去，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只能继续卖力气了。”
穆龙回忆说，当时虽然不知道怎么当村官，但至少还知道怎么和孩子们玩。他把这个当做了自己工作的突破口。
几天后，他趁回到镇子的机会，给孩子们买了两盒橡皮泥。回村后一拿出来，居然没有一个孩子认识这香香的、软软的泥巴是什么，这令穆龙有点心酸。
穆龙开始把村里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在放学后和周末，给他们补课、读书，陪他们做游戏、看电影。这些额外的工作，迅速占据了他的休息时间，当他发现自己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后，就在志愿者网站上，贴了求助和招募的启事。
第二天开始，热烈的反响出乎他的预料。响应者不仅来自綦江和重庆主城区，还有外省的志愿者。精挑细选后，穆龙建立了一支30多名志愿者的队伍，给孩子们提供各种培训。那份名单上，登记的第一个名字，是他自己。
“下周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老师会过来。江北区一个当政协委员的老师，还要把城里的孩子带过来，和这里的孩子一起过‘六一’。”说到这些，穆龙很兴奋。
把孩子们“黏”在身边后，穆龙才发现，他也把村民们“黏”了过来，而这正是当村官最难之处。忙完农活的老人们，都愿意围在孩子们身边，也就是穆龙身边。村里的其他干部、甚至镇里的干部，都惊奇地发现，在安育村最容易召集村民开会。这在基层，向来是老大难问题，甚至一些地方不给“误工补贴”的话，村民根本不会来参加任何会议，这导致了一些政情难以传达。
更令村镇干部们吃惊的是，经过志愿者对孩子们的文明礼仪教育，连村里的老人们都受到了影响。老人们的卫生习惯、说话方式，都变得更为文明，原先张口就来的粗口，少了不少。原先开会，一些老人甚至习惯地把脚搁到桌子上，放松自己，如今则都知道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带好了孩子们后，年轻的村官穆龙开始关注这里的留守老人。他最难忘的，是刚来时常见到村里一位70多岁的婆婆，儿女都在外打工，她经常坐在家门口唱山歌，一唱就是一天。穆龙说：“只有听过她的歌声，才知道什么是孤独。”乡村里的这些留守老人，和城市里的空巢老人一样，缺乏关爱，生活孤独。于是，更多的志愿者被请进了这个山村，走进了老人们的生活。
作为村官，带领乡亲致富，毕竟是穆龙最为核心的工作。他曾为村里申请了600株“琯溪蜜柚”，村民们挖了坑，直接把蜜柚栽下去，可怎么也长不好。后来问了专家，才知道这种蜜柚是要栽到土包上面的。这次挫折，比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更触动了穆龙，他自此坚信，农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缺乏，才是造成这里贫困的主要原因。但是，相当拮据的村委会，哪里有财力聘请专业农技人员呢？他又想到了志愿人员。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农技专业人员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开始进入这个偏僻的乡村，将这个山村的志愿者服务，提高到了“扶智”式“扶贫”的高度。
志愿者服务带给这个山村的变化是巨大的。村委会在原来的村小校舍中，拨出几间房给了穆龙，建起了志愿者“市民学校”。这里不仅成为孩子们的图书馆、活动室，也成为村民的文化中心。逢年过节，这里还成为亲情通讯中心，孩子和老人排着队，通过电脑和网络，与那些在远方打工的亲人们进行视频对话。
一支由营养专家和高级厨师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在记者采访前后，悄然来到安育村，对村民的日常食材进行分析和调研，试图拟定该村的营养菜谱。这对他们也有相当的挑战性，因为这份菜谱有个前提条件，必须在不增加村民现有支出的前提下，通过烹饪方式的改变，将现有食材的营养充分发掘出来——比如黄豆，不应再简单地炒着吃或者炸着吃。何况，安育村的食材，都是真正的绿色食品。进展顺利的话，这将是中国贫困农村的第一份营养菜谱。而这个主意，也来自一位外来志愿者。
这种对生活细节的关注，正令志愿者服务走出“慰问”为主的单一模式。一些前来调研的社会学专家也告诫穆龙，当地志愿者活动已经有了如此高的民意支持之后，应当加快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化，外来志愿者的工作重点，不仅仅是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更应该帮助村民建立起互助互动、自我服务的机制；只有当外来的志愿者撤出后，大多数服务还能够自我运作，这才是对安育村的最大帮助。
这成为穆龙眼下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成为扶欢镇试图在全镇各个行政村复制安育模式时，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
融入城市
第一次看见阳台上养猪，这让刚毕业的曾红目瞪口呆。两年前的那个初夏午后，他绕过一堆堆的垃圾，拜访这里的住户，没想到自己会自此扎根。
这里是重庆最大的公租房社区“民心佳园”，54栋住宅楼、1.77万户、5万多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社区。这里的入住者，包括回迁的农民、附近工厂的工人、进城务工人员和刚刚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其中还有不少郊县及外省户籍者，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收入低。
住户们庞杂的来源和普遍的低收入，令这个社区在建成伊始，便频繁上演“文明的冲突”及“文化的冲突”。2011年的春节，有居民在网上发了一条帖子，列举了社区内的种种不堪，除了垃圾如山、鸡鸭横行之外，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区，邻里冲突也十分严重，安全隐患更是随处可见——最雷人的事例，是居然有住户在家里私自改造管线，把天然气从厨房引到客厅里，烤火取暖用。
这个帖子所展示的乱象，着实令政府部门担忧，进行调查摸底也因此成为刚上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曾红的主要工作。曾红至今还记得两年前的“摸底”，除了脏乱差之外，他第一次看到了蔚为壮观的残疾车队伍——残疾人多，也是“民心佳园”的一大特色。
各方调查显示，这个社区的问题，不仅是就学难、购物难、交通难，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其居民尚未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引导居民“从农民转变为市民”，建立一所“新市民学校”，很快成为各方的共识。而依托志愿者服务，则成为主要的路径。曾红因此成为这个社区志愿者活动的牵头人之一。
出乎各方意料的是，原以为最初需要依靠“植入式”的志愿服务，但当招募志愿者的公告打出之后，社区居民报名十分踊跃。第一批注册的200多位志愿者，几乎都是这个社区内的居民。
60多岁的郑妈妈，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如今已经“官”至“文明礼仪组组长”——该社区内3000多名志愿者，分成了“文明礼仪”“成长关怀”“敬老助残”“法律援助”和“食品安全”5个组——的老太太，退休前是工厂工人。如今，郑妈妈每天与她的组员一起，巡视和维持社区的卫生和秩序。
她告诉记者，开展志愿服务前，这个社区里到处是垃圾、狗屎，居民间也经常吵架和打架，鸡飞狗跳。但是，即便如此，大多数居民们也有很强的愿望，想把自己的社区搞好，志愿服务正好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她不无自豪地说，如今这个社区的居民，去学校接孩子放学，都会在校门口排队，上公交也会自觉排队，这一点即便是北京、上海等地怕也很难做到。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成为这个社区志愿服务最受欢迎的地方。志愿者主导的“市民学校”，第一课就是请电力、水务和消防部门的志愿者们，前来讲授安全知识。课堂就设在社区广场，挤满了人，其参与热情和求知欲望，大大出乎那些外来志愿者们的意料。
此后，志愿者“市民学校”举办的一系列活动，诸如夏季防暑解暑讲座、夏季保健讲座、老年保健讲座、消夏广场舞会、盛夏音乐会、家居艺术之折花培训、中秋送温暖等等，都在这个社区内一呼百应。针对社区内刚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志愿者们还带来了社保、小额贷款、创业就业等咨询服务，场场爆满。而社区内的居民志愿者们，则根据自己的技能，组成了很多专业小组，为邻里提供无偿服务。
这里的志愿者活动，甚至还引来了老外。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美国教师约翰，每周六都会带着学生，换乘几次公交车，前来给孩子们义务教授英文。约翰带高年级的孩子，他的学生们则帮助低年级的孩子。居民多次想留下他吃一顿饭，表达下谢意，可约翰从来都是下了课就去赶公交回校。
约翰班上的一位9岁男孩，来自外省，其父罗志军从事摩托车配件批发。受到约翰的影响，他也加入了社区志愿者队伍。只要有空在家，他就去“市民学校”，帮着照顾孩子，维持秩序。小区学校放学时，这个组的志愿者们，都轮班充当义务交通引导员，在孩子们经过的所有路口“站岗放哨”，确保他们安全地通过马路。
对这些，罗志军考虑得很简单：“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加入志愿者，就等于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加入这座城市。”
“加入这座城市”，正是这个社区志愿者活动推出的初衷，也是这个社区的居民如此热烈地、自发地响应志愿服务的动力。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曾经脏乱差的公租房社区内，竟然能依靠本地居民之力，为某个病困家庭筹集起5万元善款；竟然能够让每个空巢老人都有对应的邻里志愿者，并能热闹地过上每一次生日；甚至，连最为老大难的物业管理费收缴，都不再成为问题……而这些转变，仅仅只用了两年，转变的主要力量，正是来自居民自身。
如今，曾红基本不用过问这个庞大的志愿者队伍的具体工作，在居民志愿者们的自我管理下，这个“市民学校”已经能够自如地进行自我运转。
曾红现在考虑的，是为空巢老人们建立一所“日托服务所”，不过这个计划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大，一时还只是个梦想。同时，他也在想一些小事，比如附近菜市场每天都有卖不掉的菜，又无法搁到第二天再卖，他在考虑，能否动员卖菜户们也建立志愿者队伍，把这些“尾菜”收集起来，送给社区内特别贫困的居民。
和綦江安育村的同龄人穆龙相似，成了社区名人的曾红，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喊上他去“蹭饭”，甚至还有热心的婆婆们，张罗着要给他介绍对象，也算是另类的“志愿服务”。
“自驾”小区
这是蒲涛第一次面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教父级人物。
蒲涛是重庆鹏润物业管理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客人则是有着中国“福利房之父”称号的孟晓苏。孟晓苏曾经是央企中房集团的董事长，现任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
蒲涛所服务的重庆鹏润蓝海小区，如今已经成为诸多房企巨头悄然取经的所在，诸如万科等，都派人前来观摩，试图在自己管理物业的小区内进行推广。而蒲涛的“一高一低”，即物业管理费的收取率最高，达到了90%以上；业主投诉率最低，一年仅有1~2件。这完全得益于小区内的志愿者服务平台——“市民学校”。
鹏润蓝海共有1139户，与民心佳园不同，这个小区堪称典型的“三高”：高收入、高学历、高素质。而这种“三高”人群，也有着另一个特点：戒备心强，相互之间比较冷漠。对于物业公司来讲，这种“三高”业主并不好“伺候”，不仅眼界高、要求高，而且“维权”能力强，不好缠。事实上，从这个小区数年前入住后，业主和物管的冲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改变是从一场悲剧开始的。
2011年，小区内的一位老人在家里去世，但直到数天后，邻居们闻到异味报警，才被发现。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小区，几个常在一起踢球的年轻白领，决心要在踢球之外，为小区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志愿服务就在那时开始了。他们征得了物管公司的支持，在各个楼道内张贴海报，呼吁空巢老人们与他们联络，进而编制了小区内空巢老人的名单，发放“孝心联系卡”。每三位志愿者结对一位老人，排班探望，关心起居和健康，帮助解决生活中的种种不便。
比民心佳园更进一步的是，鹏润蓝海的志愿者队伍，完全由小区内居民组成。“三高”的特征，令他们实行了一种“去官化”的自治模式：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由大家轮流担任；志愿服务的内容，通过QQ群和微信群，民主提案、投票表决；志愿服务产生的费用，都由共同参与的邻居们AA制分摊。
这种完全自治、完全本土化的志愿服务，迅速得到了小区内居民的呼应。志愿者队伍扩大到了200多人，志愿服务也被分成了三类：
一是培训类，从消防安全、家庭教育到投资理财等，涵盖面很广，而这个小区的“三高”，也吸引了不少相关机构，因此从来不缺“师资”。
二是活动类，最受小区居民欢迎，志愿者们已经成立了歌唱队、舞蹈队、登山队、足球队等，还经常出去比赛、郊游等。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两届春节文艺汇演，家家户户争着出节目上台，以至于不得不在事前进行节目选拔和筛选。
三是公益类，除了小区内部的空巢老人关怀之外，他们还走出去，慰问敬老院等。
这种居民自发的志愿服务，得到了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的支持。经业委会批准，物管公司还让出了一定的办公场地，交由志愿者“市民学校”使用；志愿者们白天都要忙于各自的工作，相关服务的电话报名等具体工作，就由物管公司的工作人员代劳；对于较大规模的志愿服务，物管公司则主动承担基本的成本开支，比如居民春节文艺晚会的舞台布置等。
如此合作之后，志愿者“市民学校”便成为物管与业主沟通的主要桥梁。但凡物管公司要出台一些新的政策，都会事先通过“市民学校”与业主进行沟通，而业主们的不少意见和建议，也通过这个平台、在志愿服务中汇集起来，反馈给物管公司。
志愿者骨干队伍中，有重庆市级机关的两位年轻处长。作为小区居民和志愿者，参加了不少活动后，他们深有感慨：这里的志愿服务，真正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把志愿服务中的这种心得，带到工作中去，认为那种不断强化管理、却越管越难管的刚性工作思路，的确需要反思；“放水养鱼”、发动社会力量来实现自我管理，才是新时期更应该考量的新方式。
负责志愿者歌唱队的张阿姨，退休前是位小学语文老师。她组织了一大群小区内的老人，平时就在一起练合唱，走上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道路。这个30多人的老年合唱团，每逢元旦、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都会给邻里们献唱，很受欢迎，而且吸引了不少邻近小区的老人。不光歌唱队，志愿者“市民学校”建立的其他兴趣小组，也对周边小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志愿服务甚至令这个小区的二手房和出租房也跟着提升了档次。
走在这个小区内，居民们互相打招呼，对不相识者也能微笑点头，这种融洽的氛围的确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而小区内的明星人物，就是那些志愿者骨干们。记者采访时，其中一位志愿者骨干刚刚添了儿子，来自社区的礼物自然收了“不计其数”。
在这种已经处于“自动驾驶”状态的小区，“垂拱而治”的物业管理公司自然乐观其成。
基层暗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山村、城乡结合部到CBD，重庆的志愿者服务，已经悄悄地形成了潮流。
毋庸讳言，在这背后，的确活跃着官方尤其是共青团的影子。重庆共青团的负责人坦承：民众自身对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和能力，才是这一悄然变化的根源；当地共青团所做的，无非是顺应这种需求，搭建了一个平台，推了第一把；最有价值的收获，就是在“志愿者到社区去”之外，要把“志愿者从社区来”作为真正的重点。
民众自身的参与和主导，令重庆的“全民”志愿者活动有了取之不竭的创意：比如一些小区的志愿者们组织了“四点半学堂”，将放学后的孩子们集中起来，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大大解决了上班族的后顾之忧；比如某个偏远社区的出租车司机们，组建志愿者队伍，已经在半夜里多次运送急症病人，堪称与死神赛跑；比如某小区志愿者在中秋节搞“孝心佳节”活动，组织小区内的孩子跟老人学包粽子、做点心，待父母下班回家一起吃……
今天，由共青团推动，当地居民、村民志愿者主导的“市民学校”在重庆已经达到2093所，并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蔓延至偏远乡村。这甚至让一些承受着巨大“维稳”压力的基层党政机构感到欣喜，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种模式带来的巨大“和谐红利”。
学者雪珥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志愿者之路
现代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初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志愿活动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100多年。
1993年12月19日2万余名铁路青年率先打出“青年志愿者”的旗帜，在京广铁路沿线开展为旅客送温暖志愿服务。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自此展开。
1994年12月5日中国志愿者协会成立，全国各省级协会随后逐步建立，构建起组织管理网络。
1999年9月广东省通过国内第一部青年志愿服务条例。此后，南京市和山东省也先后通过青年志愿者立法，为全国的志愿服务立法奠定了基础。
2000年5月中国青年志愿者社区发展计划全面实施，“一助一”结对服务、服务站建设、大学生志愿者教育科技文化“三进巷”等工作有机结合，整体推进。
2001年3月注册志愿者制度实施，以青年为主体包括许多中老年人在内的志愿者积极报名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