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丨他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从桂林逃往重庆,我睡在棺材板上

23.12.2018  08:10

△蔡迪支版画 《桂林北站1944年大撤退

今年90岁的戴光斗先生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祖籍广西桂林,1942年进入因抗战撤至桂林才一年的《大公报》社当印刷学徒,在民国影响力最大的《大公报》这所文化大家庭中一路成长,1944年9月12日,印制桂林大撤退前《大公报》最后一期报纸后,九死一生,随报社最后一批员工逃往重庆。1949年后,戴光斗随《大公报》印刷厂并入新成立的重庆新华印刷厂,完成过中共中央党刊《红旗》杂志在重庆和北京同时印发、7个月内印制十卷本《巴金选集》并同时上市等不可能的任务,颇多建树。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老爷子传奇般的大公报和新华印务生涯。

别父母

大公报人在抗日烽火之中,仍坚持自己的数字化生存。查《大公报大事记》:“1941年3月15日,《大公报》创办桂林版,期号接续昨日香港版,为第13310号;1944年9月12日,桂柳会战打响,《大公报》桂林版出版第14583号后宣布停刊。”戴光斗说:“我们是印完最后一张报纸才走的。

1943年底到1944年初,长沙失守,衡阳被围,日军兵临桂林,全城开始疏散。

大公报也开始撤退。“第一批从天津来的老职工和家属,就开始往柳州独山、都匀、贵阳撤走,大公报沿途都有办事处。最后进入强迫疏散了,但报纸还没有停刊。自愿报名留下来出最后三张报纸的,工资一天顶三天。留下来的,大都是像我和我大哥这种本地人。我们印完报纸,也自行解散。

留下来的人有敢死队的感觉。“第一天印完了报纸,留下来的20多个人,就在报馆里面到处旋,到处看,好像要把报馆看到收到脑子里面藏起带走。我看见墙上有人用粉笔写着‘再见了,桂林!再见了,桂林大公报!’我也触景生情,找不到粉笔了,就找到烧过的木炭,我就写了‘再见了,家乡!再见了,爹娘!打倒日本强盗!’

第二天印完第二张报纸,留守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又招集大家在季鸾堂开会。“他们说,今天是倒数第二张报纸了,今明两天大家聚餐。聚餐的菜很丰富,但大家都不开腔,就你碰一下我碰一下杯,笑一下,就算了。

第三天,印完最后一张报纸。聚餐时大家都不想吃了。“背包已经打好。都到饭堂随便吃了一点,厨师龙师傅想得很周到,用废报纸包了很多卤菜。我们就一人抓了几包走。从报馆走出来,大概有两三米的地方,一个斜坡,我们都回过头去看报馆,大家都流下了眼泪,舍不得呀。

头天晚上回去告别父母的情景,也很惨。“我跟大哥回去跟老汉、妈告别。他们也在收拾东西,到乡下叔伯娘家去躲一下。二哥当时在机器厂当学徒,跑到西北去了。父亲说,你们要走要留,自己决定,出了问题,都是自己选择的,我不管。当时我受了文化界的影响,就说坚决不当亡国奴,往后方走。我要走,大哥也要跟我走,也好照顾我。妈妈一听就嚎啕大哭,父亲很冷静,把桌子一拍,说娃儿出门,要图个吉利,你哭啥子!但父亲的脸,卡白。

撞火车

大公报名记何毓昌带着最后一帮人去找火车。“不到30个人,有几个还是天津大公报的老职工。我们是已经解散了的,和大公报已经没有关系了,但还是跟到走。何毓昌带着我们走到桂林火车北站,根本看不到火车,全是人堆堆,人把火车盖住了。人把自己捆在火车车厢上,车顶上也坐满了人,火车头两边都坐有人,整个是一个人带。

只有火车前面没坐人。“下午五六点钟天快黑了,我们坐在一小山包上,出去找车的人回来说今天没有办法,只有等明天天亮再说。大家把背包里的卤菜拿出来吃,这才发现没看见龙师傅,不晓得他到哪去了!

大家你靠我,我靠你,在山上露天靠着睡了一觉。“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看见城里大火冲天,都在感叹:日本人还没打起来,啷个就烧起来了哟!我们赶紧逃命,走了很长一段路,在一个岔路上,找到一列军车,从衡阳退下来的,就是方先觉的第十军,何毓昌去交涉,说我们是大公报的,他有点名气,军人就同意我们去扒车,说这里人还比较少一点,你们自己找位置。我们几个师兄弟都还小,看见一节平板车,上面停了一部军用卡车,用钢丝绳拉着的,我们就站在卡车边边,把到汽车,一松手就会掉下去。直到下午三四点钟,火车才慢慢启动,从北站往南站滑行,出了南站,就离开了桂林,往重庆方向开。

火车一动,大哥却跳下车,他不想走了。“他说一是回家去照顾父母,二是我们两个分开,总有一个可以活出来,两个都能够活出来更好,结果大哥回去被日本人抓住,生病后被日本人杀害了。

从桂林到苏桥一共不到20公里,路上障碍物太多,军车走走停停,居然出轨了。“那个地方是一个转弯,看不到前面也看不到后面。突然一阵大乱,后面来了一列车,火车头撞到我们车子上了,我跑开了,据说死伤四五百人。我们报馆一个同事重伤,送到当地一个救护站,后来死了;一个头部轻伤,我就把我的一个汗背心,撕下来给他包起了。

睡棺材板

火车彻底没有了,大家只有走路到重庆。“报馆的老职工很好,给我们一个人捐了几块钱,我们七个师兄弟就只有自己走了。我们走到独山,又去找大公报办事处。大公报还是好,又把我们接纳了,住了一个礼拜,管吃管住;我们又走,走到都勻大公报办事处,也是管吃管住两三天。

这一群人里面,戴光斗最小,脚已经走肿了。“我穿的稻草编的草鞋,重庆人叫水巴郎,前面一个牛鼻子,走不了多久就会烂,脚起泡,都流血了。从都匀出来第二天我就走不得了,我就叫他们走得快的先走,我在后面追他们。

走了不晓得多久,天都黑完了。贵阳到重庆那段老公路,伸手不见五指。走到一个地方,我看见路边有两栋房子,就吼我们的人,一吼就吼答应了,我就跟上了。

同伴们早就把地方睡满了,今晚上我睡哪里呢?“房主有一副棺材,过去叫老方子,就停在堂屋里边。他把盖板取下来,翻过来,放在地上,给我铺上稻草、席子,说你怕不怕嘛?我不在乎,他拿一床老铺盖给我盖到,我就睡在那块棺材板上。

棺材板上的觉真香甜,睡到第二天早上11点钟才起来。

在离贵阳还有五公里的时候,他们看见一部卡车开过来,上面有大公报的编辑、“我们一吼他们就把车停了,搭到贵阳。他们给重庆报馆挂电话,说我们从桂林步行跟到走,一点都没有麻烦报馆,已经到了贵阳,是不是照顾一下?当时日军兵临贵阳,大家都慌了,报馆就接纳了我们,找卡车弄到重庆来了。所以我很感谢大公报。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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