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 曾写文章赞赏重庆美食

　　我们读书学习识字，首先老师教的就是汉语拼音。因为拼音，我们不仅会识字，还能用电脑打字，从手机传情达意。然而就在昨日，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离世了。就在前一天，他刚度过了112岁生日。翻看周有光先生的文字，记者也发现了不少他在重庆生活的故事。

　　 26个字母干了三年

　　周有光的一生充满传奇，50岁之前，周有光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50岁之后，他从上海移居北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教育组副组长。

　　1955年，50岁的周有光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3年后，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正式出版。谈起那段往事，周有光曾调侃道：“有人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但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

　　对于自己的半路出家，2015年周有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特地提到了自己和孙女的一次谈话，“孙女她有一次跟我开玩笑，她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她说两个半合起来是一个零。”在周有光看来，这句玩笑话就是他的真实写照。

　　 汉语拼音曾遭反对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在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的功绩已载入史册。《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更使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产品编码、制定旗语、灯语、手语、盲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有了强有力的工具和凭借。《汉语拼音方案》诞生后不久就成为用拉丁字母转写中文的国际标准。特别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来，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普及普通话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实最初在广泛征求意见的时候，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周有光曾向央视回忆：“反对新字母最厉害的就是JQX，当时都是笑话，有人说你用JQX我反对，为什么呢，我姓邱，那我就是阿Q先生了。许多人反对，那么我们跟他说，你不要怕，英文里面的皇后也是Q开头的，当时是一个笑话。后来呢，从这个利与弊争论了很久。”

　　如今我们用电脑录入汉字，用手机传递消息，拼音输入法极大地方便了大家的生活。正是周有光用拼音为我们找到了汉字输入电脑的理论方向。

　　 重庆情缘

　　 经受失去爱女之痛

　　在网上搜索周有光的资料，有一张照片映入眼帘，那是他1938年与夫人张允和在南温泉的合影。张允和爱唱昆曲，漫画家丁聪画过他们夫妇一幅漫画：周老头儿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张老太，二人浅笑盈盈，双双赴会。老两口一辈子和睦，举“杯”齐眉，两“老”无猜，令人羡煞。但是抗战中的生活颠沛流离，在重庆的时候，夫妻俩经受了失去幼女的悲切。当时他六岁的女儿患阑尾炎，由于缺少及时救助的药品而去世。儿子在成都也遭受了流弹袭击。

　　 曾在重庆支持抗战

　　生活重重压力和痛苦，他依然坚韧。在抗战期间，他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驻重庆专员办事处副主任。他的工作，主要是调研项目和为决策提出建议，同时也在第一线和基层农民实际接触，操作具体的贷款收款业务，还要亲自到现场为农户安排运输、销售接口等具体事宜，协调农户和国民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周有光的回忆简略也似乎很轻松，“后方的农民保证了抗战时期的粮食、棉花，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直到抗战结束，基本没有出大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山城美食留于记忆

　　周有光曾说：“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不能消沉。”周先生特别善于在艰苦生活中发现乐趣，一生都是这样。在抗战期间他往返于宜宾、重庆之间，常常坐一种形似“蜻蜓”的水上小飞机，他称为“妙极了！”这有趣的飞机还救过张允和的命。一次她患痢疾，大家都认为没救了。但朋友帮忙在重庆请到一位名医，一星期两次坐水上飞机到宜宾诊治，最终张允和痊愈了。

　　周有光还在一篇文章里，特别写到了重庆的姑姑筵，他将其形容为绅士食风。他记忆中：“姑姑筵是家庭食堂，一派清代绅士门第的陈设，同一天只招待一位顾主的定座。家庭便宴：看菜名全是家常饭菜，尝滋味真是与众不同。把红烧肉、清蒸鱼之类的家常饭菜做得与众不同，不是简单的事儿。这要对选材、刀功、火候、调味等一系列工序都作出超人一等的工艺。姑姑筵在平凡中显高雅，使不加脂粉的天然美胜过了浓妆淡抹的打扮，是真正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