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坪坝“沙坪学灯”成战时首都八景之一

　　西迁学子正在进行体育活动。　（受访者供图）

　　夏夜，重庆大学内，灯火通明，三三两两的学生正在上自习，这是重庆的大夜景里一道美丽风景线。

　　在70多年前，沙坪坝这一带也是灯火通明，而茫茫夜色下，四处是一片黑暗，也因如此，它被列为战时首都八景之一——沙坪学灯。

　　 电力部门特供用电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越来越多的高校迁入重庆。其中，沙坪坝成为学校集中地区，包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在内的院校林立。

　　“呜！”1940年的一天，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起，年仅18岁的王德懿赶紧抱起书本，和同学们一起躲进了防空洞。轰炸持续了一天才结束，他们继续回教室上课。

　　这时，天已经全黑。虽然是战时首都，但当时重庆发电厂少、发电机装机容量也小，加上日军的狂轰滥炸，发电厂及发电机损坏很多，整座城市异常缺电，往往灯泡是亮了，却只有一根红丝的光，而且由于负荷太大，随时可能烧保险断电。有人甚至写了一首打油诗：“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晚上电灯亮，像根红丝绳。走路停了电，摸到街沿行。”

　　那学生晚上加课怎么办？

　　“照明用电是电力部门特供的。”沙坪坝区资深文史专家吴波说，当时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全重庆只有两个地方电力不能中断，沙坪坝的大学校区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形成了一景，在一片漆黑中，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一带却是灯火通明。”吴波说，沙坪学灯，成为当年战时首都八景之一。

　 　抢含沙子的“八宝”干饭

　　那时的物质条件简陋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当时就读于中央大学的王成圣在《战时大学生活》中回忆：“在松林坡的十几座教室里，每一座教室又区分为若干间，教室不设课桌，座位一律用靠手椅。六大幢寝室呢，区分为五男一女，每座容二百余人。床是上下铺，谈不上任何私人摆设和布置，除了床铺以外已没有周旋的余地。”

　　在吃方面，三餐仅能果腹，以至于“抢饭”成了中央大学“三抢”（即抢饭、抢水和到图书馆抢位置）中的第一抢。早上抢稀饭，中午、晚上抢含有沙子、石子、谷子、稗子、糠等等在内的“八宝”干饭；菜则是胡萝卜、烂榨菜和盐水豆腐汤。

　　在穿方面，男同学是败色的中山装或发白的长衫，女同学则是打了好多补丁的旗袍。且当时流行“顶天立地”和“空前绝后”，所谓“顶天”，是指同学们下雨天没有伞打，冬天没有帽子戴；“立地”，指学生们的鞋袜大多被磨穿，赤脚触地；“空前绝后”则是指学生裤子的前膝和后臀都被磨破。

　　更要命的是日机的狂轰滥炸。

　　据统计，仅1938年至1942年，日机便出动1059架次，对沙磁文化区进行了狂轰滥炸。许多学校常常在晨光未露时上课，在雾散时跑警报。学校考试时，常会出几套题目备用，以防空袭干扰——若考试期间日机空袭，学生便躲进防空洞；空袭之后，学生回到考场，学校另发试卷，继续考试。

　　 毁不掉的民族意志

　　尽管教学条件如此艰苦，各高校仍然非常注重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师生们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发奋读书，潜心研究学问。

　　复旦大学成立了“读书会”，请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来讲课，如请梁漱溟讲“乡村建设运动”等。该校还先后由陈望道、张志让、孙寒冰、陈子展、曹禺、方令儒、童弟周等逾百人任教。

　　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理学院院长是著名数学家何鲁，工学院院长是著名无线电专家冯君策。此外，李四光、段调元、俞建章等人都曾到该校授课。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则聘请了汤茂如讲教育学、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此外，周恩来、老舍、梁漱溟等人也都曾到校讲演。

　　据当年的一名学生回忆称，学生们学习热情不减，一些知名教授上大课，往往座无虚席，去迟了只好站在教室后面，甚至在教室外面听课。

　　正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当年所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