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的今天 重庆发生 “11·27大屠杀”

△1949年11月27日当天遇害的烈士遗体（资料图片来自红岩联线网站）

68年前的今天，重庆解放在即，当时被称为两口“活棺材”的渣滓洞、白公馆，集中关押着大批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大规模屠杀，制造了重庆“11·27大屠杀”，300余人遇害。

今天上午，歌乐山烈士墓将举行纪念活动，缅怀烈士、追忆历史。

“我相信很多人都记得这段历史。11·27前夕，渣滓洞、白公馆等革命遗迹，均迎来了参观旺季，尤其今年，来参观的人特别多。”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接待二部部长陈浩给出一组数据：渣滓洞共有7个解说员，他们每日轮班，平均一人一天要讲解至少6场，人流量每日近万人，参观者有些是游客，大多是团体参观，有学生、机关工作人员……

重庆晚报记者 吴娟 范圣卿

1 老地下党员篾席下找到战友绝命诗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今间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这首诗，是民革川东分会负责人之一黎又霖烈士在牺牲前两天，即1949年11月25日，在狱中写下的绝命诗。

“这首诗我从小就听到我父亲吟诵，黎又霖这个名字我们全家都熟悉。2009年是建国60周年，那一年我父亲90岁，他又想起了一起战斗、牺牲在黎明前的同志。他激动又严肃地命令我到歌乐山烈士墓展览馆（原来叫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1984年改称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去，一定帮他看看，黎又霖写在草纸上的绝命诗还在不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告诉重庆晚报记者，这首诗就是他的父亲周永林在重庆解放后到歌乐山寻找战友遗体发现的，后来捐赠给了展览馆。

周永林1936年参加革命，后来一直在重庆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48年，周永林逃脱了特务的抓捕，但好友黎又霖却被特务诱捕入狱。周勇说，父亲曾多次给他讲过，黎又霖是民革的成员，还曾当过李宗仁的秘书，是个极为豪爽的人。当时他受命以重庆聚康银行业务专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军运、策反和营救被捕难友等工作，被捕后关押在歌乐山集中营。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人民欣喜若狂，庆祝革命的胜利。但在歌乐山下的国民党军统集中营，却血迹遍地，到处都有血肉模糊无法辨认的烈士遗体。

“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提到当时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情形，周永林不止一次向周勇用到这两个词。重庆刚一解放，周永林就和曾经共同从事地下工作的同事们赶往歌乐山寻找战友。因为他直接联系过的陶敬之、黎又霖就关在里面，生死不明。

在通往歌乐山的路上，远远就可以看到上升的烟雾，路旁横七竖八摆放着上百口白色棺材，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离得越近焦味越重。当时渣滓洞监狱的明火基本熄灭，现场烟雾弥漫。牢房外的空坝上到处躺着烈士们的遗体，楼下的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遗体。“父亲后来才听说，当天重庆城的棺材都卖光了。”周勇说。

由于国民党特务在大屠杀后又放火焚烧了渣滓洞监狱，大多数烈士的遗体被烧得面目全非，很难辨认。周永林他们没有找到陶敬之、黎又霖，于是去了白公馆。赶到白公馆时一片寂静，人去楼空，只有一个看门人还在。在看门人的指引下，周永林在二楼一间牢房里找到了关押黎又霖的房间。

“父亲把谷草、篾席翻了个遍，结果发现一张泛黄的草纸，草纸上写满了字，仔细读来，原来是一首绝命诗。”周勇向上游新闻-重庆晚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这是他奉父命在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内拍摄到的。

上面写着——

“（一）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锒铛频向窗间望，几日红军到古渝。（二）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今间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下面是签名和时间“又霖 十一月廿五日”。

△周勇翻拍的黎又霖的绝命诗

2 绣红旗的其实是一群男人

重庆是一座不屈之城，而歌乐山烈士陵园就是这座城市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为了传扬这种精神，相关的小说、影视剧、舞台剧广为流传。一部《红岩》小说，让许云峰、江姐等烈士的形象家喻户晓，一曲《红梅赞》万人颂唱，在社会上形成了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深刻影响的“红岩”现象。

然而，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是不完全一样的。

《红岩》里，江姐在渣滓洞带着姐妹们绣红旗的情节，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江姐绣红旗的情节是文学虚构，真正绣红旗的，是白公馆监狱中的几位男同志。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时，难友们为之激动！他们相互拥抱，在地上打滚，每个人都在想像新中国成立的热烈场景。那晚，男囚室里人人激动得不能入睡，围坐在一起讨论国旗的样子、形状。

罗广斌（《红岩》小说作者之一）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到时候要扛着这面国旗冲出牢房。于是，罗广斌扯下他的红花被面，陈然、王朴等同志用旧白布衬衫做成五角星。当时大家并不知道五角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角星也应该是白色，并一致认为应当把五角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由于牢房条件极差，只能靠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剩饭当糨糊，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红旗制作好后，大家把牢房的地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

罗广斌和十多位革命志士从白公馆大屠杀脱逃，在重庆解放后，他们重新回到白公馆，在地板下取出了那面五星红旗，至今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存放着江姐最后一封书信。信纸只有普通手掌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信是写给寄养她儿子的亲戚的：“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周勇说，难以想象，受了酷刑的江姐，用一双肿得像腌萝卜一样的手，写下这份惊天地泣鬼神的家书，需要何等的毅力！

3 30多名女性没有一人当叛徒

真实的11·27，和小说里一样惨烈。而这悲剧的发生，和集中营监狱里的叛徒有很大关系。提起这段历史，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研究馆员张正霞神色凝重。

“地下党近30人被捕，和一个叫刘国定的人有很大关系。刘国定1918年出生，1938年加入地下党，1947年10月担任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在当时，他任要职，可以说是地下党组织的核心人员，对地下党其他人员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叛变，直接导致下面的一干人等被连连抓捕。”张正霞说，刘国定曾协助特务头子徐远举破坏摧毁了重庆、江北、璧山、宜昌、开县、石柱，甚至上海、南京等地下党工委组织，使重庆地下党王朴、成善谋、陈然等人被捕，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且被捕人员中，除少数几人外，大部分都殉难于集中营的大屠杀中。

说起被关押的革命志士，很多人一下子便会想起有铮铮傲骨的江姐。可是，许许多多的烈士中，何止江姐一位女中豪杰。“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可谓成倍增加。尤其在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变后，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李惠明等7位女性被关进渣滓洞。”张正霞讲道，5月左右，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也被关进女牢，随后陆陆续续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等十几位女性被关押。因此，总共算起来，从1948年3月、4月，到11·27大屠杀之间，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且还包含孕妇。

“有人说女子是用水做的，但她们，在面对监狱恶劣环境时，面对严刑拷打时，却比男儿还刚强。”张正霞说，据她了解，当时还有一位女性，丈夫叛变，并劝她一起叛变以保全性命，但她坚决不叛变，最后毅然与丈夫分道扬镳。“人内心的强大，并不只流于表面，人唯有恐惧之时，勇气才方得彰显。”

对于无一女叛徒这件事，很多人感到惊讶，其实仔细想来，也有缘由可溯。“那个年代的女性，社会地位普遍不高，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脱颖而出参加革命者，必定性烈如火、为人刚毅，她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必定抱着一条路走到底的决心。因此，即使在厄运面前，她们依旧能不卑不亢、不屈不挠。”

上游新闻-慢新闻记者 吴娟 范圣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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