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丨最近很热的林徽因老公,曾要修葺重庆文庙

07.04.2017  09:24

最近发现的一通梁思成致许大纯信札(影印件),让我们知道梁思成在李庄那段艰难岁月里,不仅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等学术成果,而且还写作了《重庆文庙修葺计划》。《梁思成全集》和十余种有关梁思成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中,都没有提及此信及信中所述之事。新发现的这封佚信,足以填补这个学术空白。

重庆档案馆藏梁思成致许大纯的信

发现梁思成致许大纯信

最近,研究人员从重庆市档案馆的“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档案中,发现了一通梁思成致许大纯信札(影印件)。经查阅《梁思成全集》和十余种有关梁思成的传记和研究著作,都没有提及此信及信中所述之事。

该信札一通两页,十六开,行书,系用毛笔竖写在中国营造学社的空白信笺上。落款为“梁思成拜覆八、廿三”。档案中,该信前另附有许大纯致院长请示函一页。

在信中,梁思成主要谈了重庆文庙的修葺事宜。对于文庙的修葺计划,梁思成已有制定永久计划和暂行计划的初步设想。全文如下:大纯先生副秘书长勋鉴

顷接□□□□月九日

惠书,敬云一是,今春在渝,承孔院长面谕,为陪都建设委员会驱驰,并以孔庙修葺计划相嘱。弟因经常工作地点(南溪县李庄)距陪都甚远,且在渝未能久留,故得庸公面允,委托基泰工程司先代测绘孔庙现状图,以为设计根据。嗣因空袭频仍,测量时受阻碍,直到七月下旬始由基泰将现状图寄至李庄。现正设计中。鄙意拟将修葺计划分为永久计划及暂行计划两种,其永久计划以恢复孔庙原状为原则,拟俟战后付诸实施;其暂行计划,以保持现状,防止其继续毁坏为原则;即使敌机轰炸,亦可免新修部分之损失,如西庑、北首两间,皆不修复,是其一例,谅邀赞同,一俟脱稿,当即呈请卓裁。

耑复敬颂勋祺

梁思成拜覆八、廿三

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成承担了制定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之事。当时,正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为什么还要做这么费钱费力的事呢?

位于临江门的重庆文庙,既是祭孔的所在,又是重庆府学。它始建于宋,明洪武四年重建。在明清两代不断地得到培修与维护。到了清宣统元年,川东道台衙门又将文庙加以大修扩建,以扩大规模。但刚刚完工,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很多后续工作就搁置了下来。

抗战爆发后,重庆文庙因为地处繁华市区,成为社会各界举行集会的重要场所。但因年久失修,加上日机轰炸,文庙有所损毁。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提出修葺文庙。

许大纯时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接信后,即呈签院长孔祥熙:“接梁思成来函,说明计划修理孔庙经过,除函复请其将永久及暂时两种修理计划拟就,即行寄来外,谨先将原函呈请院座钧阅。”表明许大纯同意梁思成的设想,并复函催其尽快完成修葺计划。

翔实的修葺计划

梁思成写给许大纯那封信的落款时间为“八、廿三”,无年份。但信中提到的工作地点在李庄,梁思成一家随中央研究院搬到李庄是在1940年底,后来梁思成《重庆文庙修葺计划》(现在可见影印件)一文的完稿时间明确署为“卅年圣诞日”,所以这封信应当写于1941年,即完成《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一文之前。

李庄时期是梁思成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之一。七七事变以后,梁思成一家颠沛流离,先后到达武汉、长沙、昆明等地,1940年底全家随中研院转移到重庆南溪县李庄,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回到久别的北平(今北京)。尽管国难当头、贫病交加,但梁思成在李庄的学术研究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时梁思成的颈椎病已经很严重,每当伏案工作时,他常常要把下巴倚在一只花瓶上,以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肩背的重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梁思成完成了《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并誊清寄往重庆。《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一文共5000余字,集成了梁思成壮年以前的古建筑修复思想。

梁思成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古建筑修复要分“永久计划”和“暂时计划”两种。“永久计划”“以恢复原状为原则”,“近岁以来,无论自然的或人为的更改损坏者,按原状补造,增加者拆除之,以期一律恢复原有形状。在设计时,须尽量应用近代结构学之新方法与材料,以补救旧结构之缺点,但此项新方法新材料之施用,以不更改原有外表形状为原则”。

梁思成的永久计划,并非泥古不化,完完全全恢复原状。他主张在不改变原有外形的前提下,谨慎地使用新方法新材料,弥补旧结构的不足,以尽可能地延长古建筑的寿命。

对于“暂时计划”,梁思成认为,“以保持现状为原则,在修葺范围之内,各殿宇本已年久朽坏,每多浸漏;更加以暴敌轰炸,破坏殊多。修葺目标以足蔽风雨为度。即使再度被炸,其损失务使在最低限度之内。”这与他过去的见解都是一脉相承的,更加系统化了。

另外,梁思成还针对文庙的各个建筑制定了详细具体的修葺方法,并对油漆、彩画、防湿、铁工等工艺做了专门论述,这点比过去有所超越。

两份原稿石沉大海

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费慰梅回忆说:“(李庄时期)思成的体重只有40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

1943年成稿的《中国建筑史》,以其严谨精审为梁思成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同时,梁思成结合多年古建筑调查的积累,深入研究注释《营造法式》,还编印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但遗憾的是,目前所见的有关梁思成的年表、著述中,包括《梁思成全集》第九卷中林洙女士所撰的《梁思成年谱》,都没有提到梁思成撰写《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之事。

而新发现的这封梁思成写给许大纯的信,则足以填补这个学术空白。它让世人知道,梁思成在李庄的艰难岁月里,工作更加努力、学术更加成熟。他不仅取得了《中国建筑史》等学术成果,而且还完成了《重庆文庙修葺计划》这篇有关古建筑修复的重要文章。

从1938年起,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的残酷空袭,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这封信和《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一文也就因此遗失了。在《重庆文庙修葺计划》拟定之前,文庙已经因轰炸造成了部分损毁。修葺计划成稿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文庙就在其后的轰炸中被炸成废墟了。在当时情况下,哪怕进行“临时计划”修复也已无可能。

抗战胜利以后,对于修复重庆文庙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梁思成的文庙修复计划,也就因此沉睡于浩瀚的档案之中,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