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好身边人 看老一辈革命家的“招”
今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领导干部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要求家人“不靠关系自奋起” 的周恩来、“性习于俭，俭以养廉”的董必武、叮嘱儿女“夹着尾巴做人”的叶剑英、让儿女生活要同群众相当的刘伯承……昨天，记者专访了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重庆红岩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原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一一揭开这些曾经在重庆工作生活过的国家领导人“严私德”的故事。
周恩来要求家人： “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 “要不靠关系自奋起”“要丝毫不搞特殊化”“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
周恩来：家族两代人和他没“关系”
周恩来和邓颖超。
在重庆，周恩来的名字和这座城市紧密相连着，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带领着南方局，在红岩村、周公馆书写下了一个个永载史册的故事。
周恩来有两个弟弟和好几位堂兄弟，因此他的侄辈很多。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这些晚辈都十分爱护与关心，但这份亲情则更多地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
“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
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过好亲属关，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
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
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吩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这个准则代代相传下去。
1958年11月，周恩来的侄媳蔡淑清从广州来到北京参加机关事务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她应约去看周恩来。
之前她参观北京饭店时，听服务人员说：周恩来去理发，很多次都不愿进为中央首长专门准备的理发室，而是走到普通理发室，依次排队。
蔡淑清心想：伯伯是国家总理，尚且不需特殊照顾，我作为他的亲属，也应向他学习。
因此，她没有乘坐有关部门为她准备的小车，而是搭乘公共汽车辗转前往。
周恩来在谈话中知道这一点后，对此举表示赞许。
周恩来经常提醒大家：“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但在处理问题时，却要考虑到和我的关系，那只能是在工作上做出特殊成绩来。”
当晚辈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时，都想跟两位老人家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很理解晚辈们的这种心情，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但照片印出来后，周恩来却只给他们一张，并叮嘱道：“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坚守岗位是最好的悼念”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健，1968年中学毕业后按周恩来的要求到内蒙古插队落户。后来，周秉健经基层推荐、按征兵条件入伍参了军。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经反复考虑，还是希望侄女回到大草原去。
他亲自给侄女做思想工作，要求她学习蒙族语言，熟悉蒙族生活习惯，以后找个蒙族对象。他还给侄女讲了王昭君的故事，用王昭君远嫁匈奴，在民族团结上留下一段佳话的事例来鼓励侄女扎根边疆。
周秉健懂得伯父以国以民为重的思想，懂得伯父让她艰苦锻炼、报国奉献的一番苦心，她认真照办了。她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厚望，后来和内蒙古剧团乐队的一位蒙族男青年结了婚，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工作。
当周秉健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时，要求进京去探望，谁知被周恩来“毫不留情”地制止了。
周恩来传话给她说：“不要来了，坚守岗位。”
后来，邓颖超解释说，周恩来曾留下遗言，说逝世后亲友都不要来北京，坚守岗位是最好的悼念。
周恩来不仅以身作则，一心为公，执政为民，廉洁自律，而且还一贯谆谆教导他的晚辈亲属“要不靠关系自奋起”“要丝毫不搞特殊化”“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董必武要求身边工作人员： “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不许接受礼物。
要求家人： 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严令不要从他这里打主意，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
董必武：子女从不提“董必武”
董必武（中）。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是“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立下的座右铭，如今刻在了湖北省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
他以此自勉自励，也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联合国大会 他穿一套25美元西装出席
抗战期间，董必武在重庆工作，经常教育工作人员：“我们共产党人要讲革命不要讲阔气。”
他总是穿着最常见的长袍马褂，戴着最便宜的礼帽，蹬着最普通的皮鞋，闯街过府，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
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和生活费，但他不仅手过千金分文不沾，而且还“克扣”自己的费用，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当时发给董必武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
在美国的日常生活董必武也十分节俭，不住豪华宾馆，从不到大餐馆用餐，还经常自己做饭，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新华日报》急需的印刷机、英文打字机和出版英文版《解放前实录》等，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喜欢写东西 旧台历废请柬都是书写纸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领导职务，但地位越高、荣誉越大，董必武越戒奢从俭，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每天早起后，他会泡上一杯普通的西湖龙井，一天之内只续水、不加茶叶。
董必武爱用牙签，但用过后舍不得丢，总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
用纸方面也如此，董必武自己说：“我在用纸上是最富的，也是最穷的。”他常写东西，所以用纸多，是富有的；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浪费，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台历纸、晚会节目单、废旧请柬上的，而且正反面都写上字，所以自嘲是最“穷”的。
董必武对孩子也一样，一分钱、一粒米都不能浪费。
女儿董良翚现在还记得父亲教她“粒粒皆辛苦”的事。当时她还小，三两口扒完饭丢碗就要跑，父亲叫住她，说：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粒粒皆辛苦”，粒粒不能丢！父亲严肃地要求她：把米粒捡起来吃了。
她感慨说：当时真嫌它脏，不想吃。后来经历了生活，去了干校劳动，才明白父亲的苦心。
平时生活中，董必武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对子女们说：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这样做，养成习惯，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
董必武在党内地位和声望很高，但他从不通过个人关系办私事，也教育子女绝对不能以他的名义要求特殊照顾、享受特权。他给亲友们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他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
对身边工作人员董必武要求很严，他有个著名的“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不许接受礼物。每逢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会当面申明这三条规矩，严肃地说：“谁违反了我送谁去公安局。”
在董必武的严格教育下，他的三个子女小时起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不吃零食，做事待人讲究老实本分，从不提父亲是“董必武”，从不摆架子，儿子董良羽自嘲是“想摆也摆不起来”。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后，董必武要求他：“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就把他送到了河北省的偏僻农村插队落户。
董良翮在农村十分努力肯干，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生产队的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董必武得知后坚决反对，他说：你才下乡两年，时间还太短，再过一段时间，再看看，严肃考察考察再说。又过了两年，董良翮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当上了大队干部，董必武又特地叮嘱他：你是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
叶剑英要求身边工作人员： 一不许谈发财（批评的是升官发财）、二不许姻娅同事（防止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三不许有士大夫气（批评的是脱离实际，食古不化的封建士大夫习气）、四不许鲜衣美食（要求的是艰苦朴素）、五不许空谈主义（反对的是夸夸其谈，不干实事）。
要求家人： “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叶剑英：立家训 “夹着尾巴做人”
叶剑英（右）在全军炮兵大比武上观看实弹射击。
走进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沿着木制的楼梯，上到三楼最靠里的两个房间，你会看见1939年至1941年期间叶剑英在重庆工作时用过的办公室兼卧室。
房间里，陈旧的办公桌、书籍、床、椅子，吃饭用的餐具，一切如故，仿佛在向前来参观的人们无声地讲述着当年革命先辈们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要是你抬头望一眼墙上，还会看到当年穿着军装、英姿飒爽的叶剑英同志年轻时的照片。
在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在重庆留下舌战群儒的佳话，戎马一生的他，也因为英勇善战，在全国人民心中，是一位为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不朽功勋的卓越领导人。
进驻北平 他用“五不许”要求工作人员
1948年冬天，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著名的平津战役。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叶剑英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他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1949年2月2日，北平和平解放，叶剑英同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华北局、北平市其他领导人一起进驻北平。
能否搞好自身建设，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将直接影响到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
北平解放后，为严防滋长不良习气，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出了五条要求：一不许谈发财（批评的是升官发财）、二不许姻娅同事（防止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三不许有士大夫气（批评的是脱离实际，食古不化的封建士大夫习气）、四不许鲜衣美食（要求的是艰苦朴素）、五不许空谈主义（反对的是夸夸其谈，不干实事）。
不搞特殊 旧职员看戏不买票被开除
叶剑英在领导市政建设中，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正人先正己，作为一市之长，他自己则率先垂范，克己奉公。
当时，叶剑英领导接管的旧北平市党政军机构的物资，在仓库里堆积如山。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高级家具，有成千上万件毛毯、被服，还有珍奇古董、名人字画等。一天，军管会物资部长童陆生报告叶剑英：“现在物资部分配得差不多了。我给军委机关分了一批东西，其中有些被服和办公用具，每个领导干部都分配一些，您要些什么？”叶剑英严肃地说：“我是军管会主任，又是市长，领导接管了这些物资，怎么能自己给自己分配呀？我不能搞特殊！”
叶剑英在廉洁奉公上“以身先之”，也要求下属这样做，决不许任何人“以身害之”，即使是小事也不放过。市政府有一个留用的旧职员，经常看戏不买票，戏院很有意见。事情反映到叶剑英那里，他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结果这个人还有其他腐化行为。于是，叶剑英果断决定将这个旧职员开除，并要求将此事登载在《人民日报》（北平版）上，以此为例教育更多人。
立下家训 要求家人“夹起尾巴做人”
身为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对于家风一直抓得很紧，严格要求，一以贯之。他经常对子女们讲“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要求子女铭记“夹着尾巴做人”的家训。
女儿叶向真读大学期间，每当星期日要从学校乘坐公交车回家，途中要换三次车，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家里。有一天，“赤日炎炎似火烧”，叶向真冒着酷暑从学校回家，怎么也挤不上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车，在路上折腾了三个小时，心里憋了一肚子火。
她一回到家就发牢骚，抱怨不派车接自己，叶剑英一听，厉声批评说：“你以为这个车是给你们配备的吗？因为我是替党和国家工作，才给我用的车。一般老百姓可以坐公交车，你怎么不能坐？你以为你是谁？”
叶剑英的严厉批评，使女儿受到深刻教育。从此，她再也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发过牢骚，自觉严格要求自己。
在儿女的眼里，叶剑英元帅为人宽厚，谦虚谨慎，对子女既要求严格，又爱护有加。叶剑英常常给子女写信，对他们的读书学习、工作就业、婚姻恋爱等各方面给予指导，鼓励孩子们做小螺丝钉和实干家。
叶剑英在给叶楚梅的信中，要求女儿“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确有一点本事，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多少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
刘伯承要求身边工作人员： 不管什么时候，一定不能搞特殊化，脱离群众的行为迟早会出问题的。
要求家人： 我这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
刘伯承：子女婚后一律住单位
刘伯承享天伦之乐。
说起刘伯承元帅，重庆人都不陌生，这位从重庆开州区走出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一生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子女们也是严格要求。
辞职创办陆军大学
他以花甲之年立军人模范
刘伯承在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时，就特别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他多次告诫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不管什么时候，一定不能搞特殊化，脱离群众的行为迟早是会出问题的。
然而就在刘伯承任职期间，有人向他反映，有少数部队和政府人员，他们不按规定购买车票，进入戏院和娱乐场所都不买票，这种行为已影响到了公共秩序，得知这些事情后，兼任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非常生气，二话没说以军管会的名义连续发了两项禁令：第一，无论何人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第二，进娱乐场所要购票入座。禁令一下发，这些影响公众秩序的现象立马就消失了，市民拍手叫好。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刘伯承对学员要求很严。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他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于是大家都换成了硬凳子。
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他本人已花甲高龄，坚持保持着模范军人的仪表、姿态。小孩子们看见了都很吃惊，说：“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到院部大操场会操要走很远的路，刘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亲自检查内务。因为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他总是把腰弯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叠得整齐。
告诫子女艰苦创业
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商量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要大体同群众的生活相当。
刘伯承和家人生活都非常俭朴。刘伯承的衣服经常是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汪荣华的穿着也十分朴素。孩子们小时候，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孩子读中学时，家里基本不给零用钱。
刘伯承的电话间里，贴着一张汪荣华写的“告示”：“儿女们，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儿女们结婚之前，刘伯承就立下规矩：子女结婚后一律到自己工作单位去住。他多次向孩子解释，家里的优裕条件是党和国家为照顾我而安排的，你们结了婚就不要住在这里。有的子女结婚后一时找不到房子，提出在家暂时住一段时间，刘伯承也不同意。
刘伯承平时要求子女既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有真才实学。他告诫子女：“我这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刘伯承的6个儿女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们十分朴实、勤奋，全部考上了大学，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恳工作。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