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学校：抗战时期的“小解放区”
合川古圣寺育才学校旧址。
陶行知。
位于合川草街的陶行知纪念馆，市民们正在参观。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万难拍摄、翻拍
本报记者 匡丽娜
重庆北温泉景区内伫立着一块石碑——育才学校旧址纪念碑。孙朝云供图
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陶行知一生不遗余力地推广普及教育，并在上世纪30年代末创办育才学校，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主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当年，育才学校究竟怎样“育才”？陶行知和育才学校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寻访育才学校的办学旧址，触摸那一段段久远但又分外鲜活的历史。
学生们从老百姓中来，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
1939年六七月间的一天，重庆歌乐山保育院来了四位客人。他们面带笑容、和颜悦色地对孩子们说：
“你们想不想念书？”
“想！”
“好，只要你们通过考核，就可以去学校！”
孩子们一阵欢呼，人群中10来岁的秦玉声拍红了手。经过一番考核，他和其他13名孩子一道通过考核。
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借北碚的北温泉小学举行了开学典礼，秦玉声和其余数十名难童成为首批学生。
“陶行知是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应先改革中国的教育。”合川陶行知纪念馆馆长王学文说。
陶行知一生先后创办了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香港中华业余学校、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学校，提出过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但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生活教育理论。
什么是生活教育？在陶行知看来，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个方面。即，注重教育与生活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合一。
当时，育才学生上课，分为普修和特修两种。普修课侧重按文化程度分班学习，比如有的同学，语文到高中的班级去学习，数学则到初中班级去学习。学校既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也没有严格的升留级制度，一切以学生的需要为准。
特修课则采取分组学习的办法，将学生分在戏剧、音乐、文学、绘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舞蹈等组上课。
教师则名家荟萃。比如，音乐组组长是贺绿汀，戏剧组组长是章泯，舞蹈组的组长是戴爱莲，绘画组组长陈烟桥是鲁迅的学生，文学组组长是著名诗人艾青。著名画家丰子恺、华君武，著名音乐家任光等都曾在该校任教。
此外，郭沫若、茅盾、夏衍、翦伯赞等都曾来兼课或举办讲座。学校充满了民主与进步的活力，被称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小解放区”。
“名人办校，名师任教，但育才学校并没有办成一所‘贵族’学校。”合川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成术介绍，陶行知明确地指出，育才学校有“三个不是”：第一，不是培养小专家；第二，不是培养“人上人”；第三，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特殊的教育。
他要求学生“从老百姓中来，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所学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和谐发展的“真人”。
如今，北温泉小学已旧貌难寻，但在重庆北温泉景区内，一片苍翠的树林下，伫立着一块石碑——育才学校旧址纪念碑。
多年之后，白发苍苍的秦玉声来到这块纪念碑前深深三鞠躬，这位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国防部解放奖章，共和国缔造者奖章的老者声音哽咽地说：“人生应该多为社会做贡献，这是育才教他的道理。”
“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1939年8月初，开学不到一个月的育才学校搬迁到合川草街子乡古圣寺，学生大多是来自全国15个省的难童，最多时达到600多人。
11月6日，记者一行探访了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寺庙。它背倚凤凰山，紧靠嘉陵江畔。八字形石质山门高大巍峨，檐楣间三个朱红大字“凤凰山”刚劲洒脱。
寺庙内院落宽阔，牛王、大雄、观音三大殿保存完好。厢房、大殿里的陈设仿照当年摆放着高低不一的木凳、粗糙的木桌、古旧的钢琴。
阳光透过的木格门窗，投射到斑驳的木桌上，时光仿佛穿梭到八十年前的某个下午：学生们在排练话剧、学习舞蹈、用桑枝写生、学做木工、创作剧本和歌曲、侃谈时局。
观音殿里陈列的几块展板给人印象深刻，包括《育才二十三常能》《创造宣言》等。
“这是对‘生活教育’生动的诠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孙朝云介绍。
陶行知特别强调在参与“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学校时常组织学生们去参观西部科学院、玻璃厂、气象台，带学生去重庆中央造纸厂、渝鑫钢铁厂、四川水泥厂见习。
1941年日蚀发生那天，陶行知把自己的近视眼镜用桐油灯烟熏黑，做成“土墨镜”，叫上全校师生一起看日全蚀。
在《育才二十三常能》里，他要求育才学生不但要具备烧饭、种园等十六种初级常能，还应具备开车、打字、速记、接电、翻译、演讲、领导等七种高级常能。
在《创造宣言》里，陶行知发出热情呼喊：“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师生们主动性和创造力被调动和挖掘出来，他们依地势开辟了一个操场和一个篮球场；文学组开辟了普希金林；师生们还把学校周围的土地种上蔬菜，提供给学校食堂。
他们创排了四川方言剧《啷格办》、舞蹈《朱大嫂送鸡蛋》，在乡亲们中间演出，积极充当“小先生”，给附近农村“扫盲”。
一名叫泓秋的学生在《我们的育才学校》一文中回忆：文艺组负责经常举行艺术讨论会；绘画组开展览会；音乐组领导大家组织合唱团；自然组领导大家认识天象；社会组的责任更大，要时刻帮助大家认识时事和一般社会科学知识，用小黑板写新闻提要，画出地图帮助了解局势，出版周报等。
这个地处偏远的学校显得生机勃勃。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说：“草街古圣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地方。”
重庆解放时，育才师生自制的五星红旗插上解放碑
“育才学校的办学历程并不顺利，甚至时时举步维艰。在这个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给与了育才学校极大的支持和帮助。”《重庆陶研文史》原编辑罗春秀对这段历史做过研究。
1941年，陶行知在《育才二周年的前夜》里写道：“最近几个月，我们是过着别有滋味的日子，终日与米赛跑，老是跑在米的后面……这时所有的存款都已垫到伙食上去了。向本地借来的四十石谷子也吃完了，向银行借来的三万元也花光了……到我写文章的时候，二百张嘴天天所吃的已是每老斗一百一十元的米了，超出开办时五十倍……”
对此，国民党政府非但不给经费支持，还常常阻挠、刁难，甚至是直接封杀。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与邓颖超等同志一起来到古圣寺看望全体师生，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并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代胜似一代”的题词。
1943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育才学校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周恩来和董必武派专人送来了解放区军民开荒生产自给的一套照片和一件延安织制的灰色毛线衣，并在经费上给与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这给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据统计，在600多名育才师生中，有300多名师生从育才学校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第二天，解放碑（时名“抗战胜利记功碑”）的顶端飘扬起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这面国旗是育才师生用被面制作的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据育才学校校友回忆，重庆临近解放时，育才学校老师赵义熙和苏永静从同事梁承栋那里要来一幅宽大的红绸被面，按照当时《群众》杂志上红旗的比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一说是梁承栋等人制作）。
解放军入城后，这面五星红旗被欢庆的队伍举着到城里游行，最后被插上了抗战胜利纪功碑。如今，这面五星红旗被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