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队轰炸重庆的日军飞行团长 著书反思侵华罪行

“将重庆变为废墟是个大错误！”曾参加过侵华战争，并驾机飞临重庆上空投弹的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在他的回忆录《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中写道。在远藤三郎的书中，还有他写的一些日记，日期是75年前的1940年。那么，这位飞行团长是如何看待重庆大轰炸的？在日军对重庆进行的数年大轰炸中，又发生了什么？他又为何在日记中称“将重庆变为废墟是个大错误”？……

重庆晨报讯 （记者 李晟） “将重庆变为废墟是个大错误！”曾参加过侵华战争，并驾机飞临重庆上空投弹的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在他的回忆录《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中写道。

昨日，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在重庆首次对外公布了该书的部分中译稿。

“这位曾经亲自带队轰炸重庆的日军飞行团长在书中直言反对轰炸重庆。”周勇说，这部书还记载了这位日军中将回到日本后逐渐变成反战人士、并在余生的数十年中深刻反省侵华罪行的有关情况。

记者昨天在该书影印件上发现，战后日本第46届首相片山哲曾为该书作序，他希望日本的读者“理解战争是最大的恶行”，努力推进和平运动。

远藤在自序中说：“那场战争客观来讲，是不折不扣的、确凿无疑的侵略战争，其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是惨痛的失败。”

据了解，这部回忆录从1931年远藤在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写起，收录了他在战争时期的日记、报告以及战败后撰写的18篇文章，写作跨度长达40多年，于1974年在日本日中书林公开出版。促使远藤三郎由战争分子变成和平人士并决定出版此书的原因，缘自他作为一名战争老兵的担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歪曲宪法，又走上了军备扩张的道路。

“在书中，不仅有远藤参加侵华战争时的感悟，还有他对战争的反省和对和平的渴望。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1945年8月15日，当他听到日本天皇宣读完终战诏书时，‘在我头脑中浮现的是——因为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日本也就没有军备了，但这绝不是值得悲痛的事情，而是日本的黎明，是值得高兴的。’”

“10多年前，我们就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或许印量极少，加之年代久远，我们到处寻找都没找到。后来，我从一些间接的渠道得到了零星的内容，但这对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也不能采信。直到最近我们中心的学者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全书。”周勇介绍，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能够找到该书，让中心的专家们兴奋不已。他们立即组织年轻学生翻译，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这部书核心内容的中文译稿于近日问世。

周勇说，这是一部记载日军轰炸重庆的历史记录，也是一位日本老军人的深刻反省。这些珍贵史料既让人看到正义和良知，也构成了日军暴行的罪证链。

这些珍贵史料构成了日军暴行的罪证链

昨天，周勇说，远藤三郎所著的《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进一步改变了原来对侵华战争只有中国单方面史料佐证的状况，来自美国、日本的影像和文字资料，从多方佐证着70年前那场侵略战争的历史真相。

这本书还原当年轰炸真相

“在全世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声浪中，日本政府中仍然有些人至今仍在否定历史，否定侵华战争。这本书，让人们看到了曾经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将官的正义之声。”周勇说，远藤三郎以侵华日军将官的身份写下这本书，不仅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了当年轰炸的真相，也从发动侵略战争的入侵者角度，还原了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侵略本质。

“原来我们研究抗日战争，所用史料大多来自中国的档案、报纸以及受害者的口述，这样的证据只是单方面的。如今，我们不仅有了来自美国的纪录片《苦干》，还有了发动战争的日本军人所著的图书，这些珍贵史料的相继被发现，构成了侵华日军战争暴行的罪证链，从多方面佐证了历史的真相，更给了否定历史的少数日本人有力的还击。”周勇说。

图书让人们看到正义和良知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广岛、长崎遭受过核爆一事上表现高调，意在借此强调日本是二战受害者，淡化其战争发动者和侵略者的身份。“日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更是战争的加害者。而加害者是前提，受害者是结果。日本不能只片面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而忽略正是因为自己的主动加害，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周勇说。

周勇认为，广岛、长崎遭遇的不幸值得全世界同情，但如果要追根溯源，却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前早已埋下的恶果，这也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前石碑上反思铭文“决不让错误重演”的真正要义。

正如远藤三郎在书中写的，“那场战争客观的来讲，是不折不扣的、确凿无疑的侵略战争，其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是惨痛的失败。”

周勇说，只有所有人认清历史的真相，才能真正去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才能远离战争所带来的伤害。

让历史告诉日本不要重蹈覆辙

“远藤三郎的文字，不仅仅是从一个侧面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它还从一个日本国民，一个曾经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的角度，告诉日本当政者，千万不要让70年前曾经犯下的错误和罪过在今天重蹈覆辙。”周勇说。

周勇表示，远藤三郎的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它为现在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正视历史的窗户，让所有的人看到当年的战争给中国、给日本、给全世界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从1984年开始着力研究抗战历史，周勇说，他和他的团队希望通过不断地披露历史真相，时时刻刻提醒人们战争的恐怖，谴责侵略战争的反人性，希望能够唤起日本一般民众和执政者的良知、理性，防止新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此所谓‘后世之师’。”

轰炸重庆没达到预期 日军改炸盐井和船只

在远藤三郎的书中，还有他写的一些日记，日期是75年前的1940年。那么，这位飞行团长是如何看待重庆大轰炸的？在日军对重庆进行的数年大轰炸中，又发生了什么？他又为何在日记中称“将重庆变为废墟是个大错误”？……

“在此之前，轰炸重庆的任务主要是由海军航空部队来担当，一起前去的记者总是对轰炸的战果进行大肆宣传，对我军的轰炸进行大书特书，常常出现‘全部炸弹都命中了目标、效果甚大’等字眼。但是，我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以及中国城市的特点出发进行考虑，对轰炸效果提出了质疑。”在一篇名为“重庆轰炸无用论”的日记一开篇，远藤三郎就这样写道。

曾亲自驾机数次轰炸重庆

“要知道，连我的挚友奥田海军大佐也在执行轰炸重庆的任务中战死了。”远藤三郎在日记中写道，“‘重庆轰炸无用论’是我在执行轰炸任务之前就已经理解到了的，为了赋予这一观点权威性，我亲自乘上重型轰炸机与飞行员一同连续数次去轰炸重庆。”

“到达重庆上空以后向下俯视，果然看到被江水隔开的重庆半岛上大街小巷已被破坏得乱七八糟了，但被江隔开的两岸地区尤其是右岸地区，在广阔的范围之内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势头，究竟轰炸哪里能够给予致命伤害也完全不得而知。”远藤三郎这样写道。

周勇说，这样的亲身经历，让远藤三郎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一直以来所报道的轰炸效果稍微显得过于夸大了。有人作出判断说，我军已把重庆炸成了如同废墟一般，这就大错特错了。依据卑职实际所看到的情况，我觉得中国方面已经索性使重庆（由半岛区域）向其周边发展了。”

任团长期间是空战最激烈一年

但当时的远藤三郎并没有想过，他所在的部队对重庆每次投下的数十吨的炸弹，给这座山水之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周勇说，仅在远藤三郎担任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期间（1940年5月12日到5月30日），日机轰炸重庆13次、出动飞机608架次、投弹419吨。

“这些如雨的炸弹从重庆空中倾泻而下，无数无辜市民在轰炸中丧生。”周勇说，这一年也成为重庆空战最为激烈和苦难的一年。1940年，中日空战34次，日军一次性派出超过100架次的飞机轰炸重庆的次数就达到16次。

而在1940年9月13日，中国空军首次遭遇日军零式战斗机。由于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性能全面落后于这种新型战斗机，中国空军遭遇自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24架飞机损坏，10名空军勇士阵亡。此后中国空军被迫后撤，失去对重庆上空的制空权。

“日军连年的轰炸给重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重庆人越炸越勇的坚强精神，让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这让远藤三郎不得不发出了‘重庆索性就在（被炸毁的废墟）周围继续发展’的感叹。”周勇说，因此，远藤三郎在日记中用“无用论”的委婉说法承认了侵华日军轰炸重庆战略的失败。

坚信“重庆轰炸无用论”

“有些时候我们的飞机差点被炮弹击中，由于那些炮弹在距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爆炸，冲击波使得我的臀部屡次从座位上被抬起，连超低空精密轰炸都很难达成目标，在超高空进行的一般性轰炸就更没有理由命中目标了。由于反复经历了好几次徒劳的轰炸，据此，我对我的‘重庆轰炸无用论’增强了自信心。”远藤三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周勇说，远藤三郎在日记中坦承了高射炮的猛烈还击最终坚定了他的“重庆轰炸无用论”，而远藤三郎的坚持，也让他的“重庆轰炸无用论”最终得到采纳。但日军并没有就此停止他们的轰炸行动，而是转为轰炸四川省内的盐井和三峡里航行的船只。

在日记中，远藤三郎这样描述着自己在轰炸重庆后重新制定的战术，“由于实在无法取得实际效果，我自行决定放弃轰炸盐井，代之以溯长江而上冒三峡之险峻（宜昌上游，是去往四川省的入口），去轰炸那些为蒋介石政权运输军用物资的汽船。”

在日记中，远藤三郎写道，“采用超高空的一般性水平轰炸是无法使炸弹命中目标的，所以，要使用小型的‘九九式军侦察机’进行俯冲式轰炸。飞行在长江两岸数千米的绝壁之下，水流湍急的江面之上，逆流而上对船只进行俯冲式轰炸充满了超乎寻常的惊险与紧张。”

远藤战后访问中国，向毛主席赠送宝刀

“一国国民从孩童时代就彻底地接受‘国际友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队必败’等内容的教育，像这样的国家会去侵略别的国家吗？我的疑问完全解开了。”在这本书中，还收录了远藤三郎写的《访问中国与中日友好运动》，远藤三郎用这样的反问句回答着自己和许多日本人一直以来的疑问。

1956年秋天，作为日本的右翼人士，远藤三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在文章中，详细地记录下了这次中国之行。

侵略战争必定失败

这次中国之行前，远藤三郎是有着自己的疑问和担忧的，从书中的记叙来看，他不仅担心战争所带来的伤害和仇恨仍然笼罩着中国，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有着诸多的疑问。可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让他的疑问有了答案，他的担忧也在中国人民友好的笑容中彻底消弭。

在文章中，远藤三郎这样写道，“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也不论男女还是老少，他们明朗的面容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无论是在战争爆发之前还是在战争期间，中国民众那完全失去笑容般的样子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而如今他们简直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们所到之处都悬挂有‘国际友好’的标语，即使对于像我这样曾经的侵略国的军人，从幼儿园的小孩到农村抑或是工厂的妙龄女性，再到养老院的老人，都无一例外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远藤三郎在文章中说，“我观察了军队后发现，上至司令官下到一兵一卒，都十分透彻地了解到“侵略战争必定失败”这个道理。我对毛泽东主席也说了这句话，他回答我说，‘第一个例子就是你们日本军队，第二个例子是美国军队’。‘被誉为世界之一强的日军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却被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打败了；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美军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不也被我志愿军打败了么？这都是反面教材啊！’”

远藤三郎在文章中写道，“这几句话令我面红耳赤。这是真理啊！从这层意思上来说，不管是日军还是美军都没有理由战胜中国等国家。”

向毛主席赠送宝刀

“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假如我1956年没有去往新中国访问，恐怕对于中日友好运动就不会这么热心了。”远藤三郎在文章中说。

周勇说，这次访问中国期间，远藤三郎专门带上了一把祖父传给他的宝刀——那是远藤三郎进入幼年学校读书的时候，外祖父作为贺礼转赠给他的。宝刀上所刻铭文为“来国光作”，是一把日本短刀。

远藤三郎将这把刀作为礼物赠给毛主席，毛主席特意以齐白石先生所画的竹作为答礼，并且还附上了一封他的亲笔信。

周勇说，此次中国之行，让远藤三郎对于中国的未来怀有很大的期望。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觉得值得我们日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这是195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且，我确信一直以来我所呼吁的‘日本应该迅速地与中国缔结邦交’是没错的。”

劝告日本与邻国友好相处

“即使在中日两国已经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今天，仍然对中国的未来抱有怀疑，仍然在增强警惕之心的人也不在少数，对于这类人，我想让他们看看下面这篇报告。”这篇名为《现代与汤因比》的报告是前众议院议员古井喜实先生写的，他于1973年5月在汤因比老博士的家里访问了这位举世闻名的历史学家。

周勇说，远藤三郎在自己的书中专门转载了这篇报道，以此劝告日本与邻国友好相处。

汤因比在报道中这样说，“对于日本的前途来说，尤其要紧的事情就是与邻国和平相处下去，不管对哪个国家都要保持平等的关系，无论是统治性的关系还是从属性的关系都是不行的。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伙伴，邻邦当中能有这样的伙伴是至高无上的财产。”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不紧不慢安安稳稳地沿着自身的道路走了过来。在此期间，日本吸取西方文明进行发展，结果是与西方各国一样走到了死胡同里，而中国由于避免了西化，所以没有走进那样的死胡同。因此，对于未来，中国还拥有广阔的选择上的自由，在那样的一个国家会有什么诞生呢？我对此是非常感兴趣的。”

周勇说，汤因比还特别提到了日本的宪法第九条，“在中日关系方面，宪法第九条（注：此处宪法第九条是指日本国宪法中的第九条，也是较为著名的一条，自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主要内容是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是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这一点是我最想强调的。”

远藤三郎的文字，不仅仅是从一个侧面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它还从一个日本国民，一个曾经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的角度。这本书它为现在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正视历史的窗户，让所有的人看到当年的战争给中国、给日本、给全世界带来的痛苦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