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的曲折历程 当事人称过程更重要
日军拍摄的重庆大轰炸。
2015年2月13日，赴日本参加庭审前，部分大轰炸受害者在较场口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与出庭代表、声援团志愿者合影壮行。渝钟/东方IC
一次轰炸之后，重庆满城瓦砾。
本报记者 董少东
今年2月25日下午，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法庭宣布188名中国原告败诉并驳回其诉状。
70多年前，这些来自中国民间的原告经历了一次“空中大屠杀”。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间，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
侵华日军妄图以恐怖、凶残的轰炸，摧垮中国的抗战意志，对重庆实施了“无差别轰炸”，即不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非军事设施的野蛮轰炸。山城重庆一次次湮没于血火中，数万城市平民死伤，数十万人家园被毁，在城市废墟中颠沛流离。
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团的成员们称自己是大轰炸“遗民”，他们的身上有日本炸弹的伤痕，他们的心里抹不去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伤痛。从2002年开始，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们联合起来，开始了对日本政府的民间索赔。
花岗劳工、慰安妇、731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迄今已走了二十多年，提起诉讼近30起，至今尚无一例取得最终胜诉。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的一审判决，又增加了一次败诉的案例。
但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并不会就此终止。一审败诉的结果，其实早在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的预料之中。判决结果一出，出庭代表就宣布：判决结果不公正，将继续上诉，直至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过程比结果重要”
相对于一审败诉的结果，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团长粟远奎觉得，更难以接受的是日本主审法官的轻慢态度。
“我在原告席，和法官距离只有三四米，可他的声音我根本听不清楚。”粟远奎说。这并不是因为听力的问题，他今年82岁，但身体硬朗，耳不聋眼不花。
2月25日下午的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庭上，日本法官机械地快速宣读着审判书，声音小得像是在耳语。几个耄耋之年的中国原告都不懂日语，日本法庭也没有依照惯例配备翻译。
不到一分钟，日本法官读完审判书，随即转身离去。粟远奎有些不明所以地愣在当场。旁听席上的议论声、嘘声响了起来，嗡嗡一片。有人冲着法官用日语喊了一声。粟远奎后来听身旁的日本律师说，那是在向法官表示不满。
“败诉了。”直到走出法庭时，粟远奎才在日本律师的口中明确了庭审的结果。他对此早有准备，一走出法庭大门，他就向围拢上来的中日媒体宣布：判决结果不公正，我们还要继续上诉，直到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这个目标何时能够达到，甚至能不能达到？粟远奎不知道，但这不影响决心：“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的过程比结果重要。”
“草率”，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中方首席律师林刚对判决结果如此评价。在过去长达9年的时间里，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代表先后赴日31次陈述受害事实，并对日赔偿案提出4次诉讼，就是为了能有公正的判决。对比之下，2月25日的判决从开庭到结束总共不过15分钟，其中宣判环节时长仅为3分钟，宣判词的宣读仅持续48秒，过程极为匆忙。而日本政府派出的代理人只向法庭呈交了书面答辩，在三十多次的庭审中几乎一言不发。
对继续上诉的结果，林刚并不乐观，但他和粟远奎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过程比结果重要。”
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的一审虽然败诉了，但这次宣判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中国遭受的苦难、日本发动战争的罪恶，通过审判过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反思，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最大意义。
日本侵华期间，施加在中国身上的苦难罄竹难书。在那段苦难深重的历史中，重庆大轰炸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段模糊的记忆。
作为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幸存者，粟远奎时常感慨今人对那段历史的陌生。
“重庆渝中区有条五四路，你知道它为什么叫‘五四路’吗？”粟远奎问记者。这个问题他问过很多人，即便是重庆人，十有八九给出的也是错误的答案，“你大概也会觉得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错！”
五四路一带，是重庆最繁华的核心区域，那里有重庆最大的商场“大都会”，有数家银行在重庆的总部。重庆人说，这里是重庆的CBD。七十多年前，这条路叫简家桥，有着和现在不相上下的繁华。那时的重庆人将这里称为“上半场”，与之对应的是普通市民聚居的下半场。
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天，日本从空中投下的炸弹，把“上半场”炸成了人间地狱。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目击了这一幕地狱场景：“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看见的东西，如尸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日本的燃烧弹引起了几十处火头，在一两个钟头内延展成了许多火堆，永远吞没了那些古老的街巷。在后街、小巷，以及转弯抹角的殿堂里，数千男女被烧死，没有办法救。”
1940年简家桥一带重建后，为了警示后人，这才命名为“五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