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重庆灯泡厂民国曾领跑全国 为天安门护城河造水下灯

25.01.2015  13:29

  前年破产的重庆灯泡厂民国时期曾领跑全国,为天安门护城河造水下灯

  王长琳近照

  张治强近照

  1950年代上海年画大师章育青先生的《合作社里装电灯》。

  地方国营重庆电工器材厂(重庆灯泡厂1950年代化龙桥时期)“电工牌”灯泡广告。

  重庆灯泡厂前身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民国36年(1947)重庆区营业处发票一张。

  重庆灯泡厂的工人们看港台影视晓得“当电灯泡”这个说法之前好多年,他们就做了好多年电灯泡了。有好事者考证,“电灯泡”这个说法源于粤语歇后语“电灯胆——唔通气(电灯泡——不通气)”。电灯泡确实抽了真空,不能通气。粤语“唔通气”有“不懂事、不知趣”之意,专指男女谈恋爱时碍手碍脚、不知回避的第三者。当一对暧昧男女最不需要光亮的时候,一个旁人却呆在边上,像电灯泡一样发亮,坏了人家的好事。

  当电灯泡是不难的,但造电灯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2013年破产的重庆灯泡厂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灯泡故事。

   老厂

  1965年进厂当电工的青年工人王长琳,后来做到了重庆灯泡工业公司经理。其家族祖孙四代跟重庆灯泡厂的渊源,则可追溯到1930年代抗战的烽火岁月。

  重庆灯泡厂前身是民国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第二厂。1937年资源委员会经委会招商局在湖南招工开办,所以厂里最早的员工都是湖南人。王长琳说:“我母亲是上海人,祖父是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轮机长。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英美对日宣战,占领上海的日军就开始没收英美资产,太古轮船公司解散,我们全家到广西投靠大叔叔。

  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王长琳在黄桷垭出生。“我父亲是白市驿空军基地地勤人员,1948年他先到台湾,从此和我们隔海相望。我母亲当过市劳模,1978年退休,在灯泡厂干了50多年。她在厂里的工作就是负责装钩,把白炽灯的钼丝钩子插入灯芯,钨丝就挂在钼丝钩子上。

  今年70岁的重庆灯泡厂退休干部张治强,1961年进厂。他说:“我们厂解放前警察站岗,1949年有解放军一个警卫排站岗。听厂里的老工人讲,抗战时全厂是坐美式十轮大卡车吉姆西,从湖南长沙、广西桂林走到重庆黄桷桠的。其实就是逃难。

  民国时主要生产白炽灯的中国电光源行业,三足鼎立:沈阳灯泡厂是日本人开办的,属日资;上海亚明灯泡厂是德资企业;只有资源委员会电工器材第二厂,是全国第一家电光源国营企业。

  1952年厂子从黄桷垭南山上搬到嘉陵江边化龙桥龙隐路(现在电机二厂位置)7号,后来公私合营了干电池厂、电机厂,改名地方国营重庆电工器材厂。王长琳说:“警卫排的战士背起枪的,我们当娃儿时,就跟在他们后面摸他们的枪。1956年厂子要扩展,就在对面幼儿师范学校的山上勘探地形,结论是那里地质不宜建厂,1958年就搬到杨公桥,改名重庆灯泡厂。

  灯泡

  张治强说:“我们有几个车间,一车间是熔炉车间,负责熬料、吹泡、拉管,做白炽灯的玻壳、芯柱、排气管。”二车间是普通灯泡车间,简称普泡车间,做100瓦以下15瓦以上的白炽灯。生产一个白炽灯的工序相当复杂。

  抽了真空的灯泡玻壳和铁皮灯头之间,用焊泥粘合封口。翠绿色的焊泥,工人叫泥巴,粘合风干后,就变成红黄色了,像煮熟的螃蟹。抽真空是重要工序,“我们进厂时,有一台抽真空的美国机器,叫联合机,铭牌上都是外文字母。

  三车间是特殊灯泡车间,简称特泡车间。生产低压灯泡、日光灯、电影放映灯、水银灯。“重庆最早的路灯都是水银灯。我们还做电筒灯泡,电筒灯泡太小了,我们叫小电珠。还有一个试制组是做霓虹灯的,逢年过节,接到一些订单,就利用惰性气体,做成红、黄、绿各种色彩的灯。

  现在的浴霸,也是特泡车间的产品。“浴霸其实就是红外线灯泡,上面涂的镜子上的那种水银。当时不是用来洗澡,而是用于医学上关节炎的理疗,化工上烘烤原料。1960年代就在用了,工人在车间有时冬天也用来烤手,但这个不会拿回家用,因为太费电了。

  特泡车间,也做过1000瓦球形泡的军品探照灯。为了耐高温,点锡要加银,工人就去领取银焊条,是真正的银子哟,这不就相当于去领钱吗?“所以厂里边对银焊条的控制很严,你要用多少,都精算过的,你刚刚用完,不可能有剩的。焊的时候有些银渣渣落在地上,都要回收上交。

  王长琳是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常务理事、低压气体光源组长,他说:“一个电灯有一百多道工序,电灯的原材料包括金、银、铜、铁、锡、镍,有的非常难搞,主管我们的机械局,都搞不到,只得我们自己去找。我们厂的电工牌灯泡,当时是名牌产品;我们生产的低压灯泡氪气泡,主要是不会爆炸,是给中南海首长办公室做的;天安门金水桥护城河里面的水下灯,也是我们厂做出来的。

  曾任重庆市长、市委书记的肖秧,北京玻璃总厂厂长出身,“他很懂玻璃。有一次他来厂里视察,我带他围着我们的玻璃窑炉转,给他讲解,他很感兴趣。

  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包括重庆的民用照明,千家万户都是昏黄的15瓦白炽灯打主力。1969年左右,重庆灯泡厂推出8瓦日光灯,灯管细小,但光线雪亮,让大家眼前一亮。“日光灯本身省电,白炽灯是靠钨丝通电发热产生光亮的,便宜,但光效不高。所以当时8瓦日光灯非常受欢迎。

  手艺

  王长琳摸了摸左前额上一道刀痕式的凹痕说:“这就是在黄桷垭灯泡厂时留下的纪念,小时候在黄桷垭捉丁丁猫,摔在石头上,就用痱子粉涂抹止血,结果留下个瘢痕。

  王长琳捉丁丁猫的手艺显然比不上他的电工手艺,1965年他进厂当电工时,1945年出生的他已跟着妈妈在厂里泡了20年了,随厂辗转黄桷垭、化龙桥、杨公桥,可以说是灯泡厂的孩子,灯泡厂的老男孩。“吊儿郎当学电工”,说的是电工的流动性,哪里电路坏了就去哪里修,在全厂乱窜,对各个车间和各大工种都很熟悉。

  在他进厂这年之前,灯泡厂在黄桷垭、化龙桥时期,是全手工作业。“用耐火泥做的大坛子,里面熬玻璃,下面用炭火烧,最先是煤炭火,后来是天然气。玻璃料烧好了,不管是白炽灯泡,还是较长的日光灯波管,都是人工吹的。吹管是一根一米五六长的铁管,吹管那头的玻壳吹好之后,要用冷水一激,才脱得下来。

  张治强记得1961年进厂时,熔炉车间的炉子用耐火材料砌成,一个倾斜面上有八个菱形孔,“我们叫‘八卦炉’,烧煤炭。工人用空心管吹玻管,边吹边拉,边退边走。热天打光巴董儿,五十几度以上,排风扇成天吹起,没得用;冬天车间倒是暖和,但出了车间又冷得很。

  一般机械厂的学工是三年出徒,但吹玻璃的学工两年出徒,“熟练工,主要是讲一个手快眼快。玻璃料在1200多度的炉子里面烧,烧过头了,就像火山熔岩一样化了,舀起来要滴在地上;出炉之后要是你手脚不灵,吹慢了,它就冷了,定型了,就不行了,所以老师傅就用铁丝沾一点出来看火候。工人有时做点私活,用玻璃吹个冷水壶、花瓶、茶碗,都是小菜一碟。

  1965年王长琳进厂后,才有了机器吹制。他说:“第一代吹玻壳的机器是捷克出的,一排有四个口子,全国只有沈阳灯泡厂和我们有。但人工吹玻壳的师傅里面,技术好的有达到八级的,我们厂的八级师傅,就有陈八级、晏八级。

  开关

  2007年澳大利亚在世界上最先以立法形式全面淘汰白炽灯,中国这种文革时要凭票买的灯泡,在新年画风格的农民画中经常被美化为山村有了“夜明珠”的老灯泡,从2011年10月1日开始淘汰,计划到2016年10月1日,禁止销售和进口15瓦及以上的普泡白炽灯。

  做过多年普泡和特泡封口工(也叫封结工)的张治强,对历史上白炽灯的几种开关制式记忆犹新。“我们生产的白炽灯,跟拉线开关同一时代。1949年以前,我们小时候的电灯开关,我记得很清楚,没有拉线开关,全是设置在灯头上的红绿开关:一根按钮,像一根筷子穿过灯座,一头是红的,一头是绿的。把红的那头按进去,灯亮。把绿的按进去,灯熄。这是第一代开关,灯吊得高,开关不方便;1960到1970年代,全是拉线开关,这是第二代;后来走到现在,就全部是按钮开关了,这是第三代。

  灯泡厂的几代玻璃吹制工,场面小,动作不大,腮帮子鼓得老高,所以在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主要是以钢铁、煤矿、纺织、造船或航道工人作业场面为素材的工业宣传画中,你是看不到玻璃工人的形象的。

  风水轮流转,在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钢铁、煤矿等“傻大黑粗”的工业场面入画渐少,而在一些时尚的MTV和日本岩井俊二《情书》那种唯美小资的爱情电影中,玻璃吹制的场面和动作,就多起来了。“还记得《情书》里博子去找学长丰川悦司,他穿着背带裤在红通通的工坊里吹玻璃的样子么?”一个妹儿在她的北海道小樽游帖里这样发问。

  而王长琳、张治强和他们的玻璃工厂,都已退休。但张治强还记得从前厂里到处都是玻璃。夏天,一堆一堆废玻璃在太阳下闪着寒光;走在厂区的路上,脚下翻毛劳保皮鞋厚实的轮胎胶底踩着细碎的玻碴,嚓嚓嚓,嚓嚓嚓……(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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