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丨想一文了解重庆古城墙？那就这一篇了
九开八闭城垣布局—— 光绪《重庆府治全图》
重庆考古微信公众号消息，重庆古城墙遗址位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渝中半岛，是“重庆母城”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符号，是研究重庆城市空间和建设沿革的重要实物，是见证重庆历史演变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科学和城市景观价值，集中展现了重庆景色壮丽的山水城市和功能完备的军事要塞等标志性景观。
现留存的重庆古城墙遗址包括城墙、城门及与城池相关附属建筑，建筑风格上具备“战、雄、险、奇、秀、幽、古”等典型特征。
南宋末期的重庆城作为宋蒙（元）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和指挥中心，其城墙筑造所蕴含的“道法自然”营建思想和“山、水、城”合一的规划设计，是古代山地城池防御建筑的杰出代表和范例。
“重庆母城”悠久历史
历史上的重庆城处于重庆两江交汇中心位置，也就是现在的“ 重庆母城 ”，其历为郡、州、道、路、府、省、县以及西南大区、重庆市治所所在地，曾为巴国、大夏国都和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陪都。根据文献记载，重庆城在巴子国基础上，曾经历过战国、蜀汉、南宋、明初等四次大规模修筑，重庆城墙也形成了“ 九 开八闭 ”十七门的城垣布局。
重庆古城沿革简史示意图
公元前316年
秦灭蜀国、巴国，占领江州后，秦将张仪在巴子城基础上筑江州城；东汉时期，江州城曾一度迁至北府城（今江北嘴），后迁回南城（今渝中半岛）；蜀汉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江州都护李严修筑江州城墙，设苍龙、白虎门。
宋嘉熙三年至嘉熙四年
（公元1239年—1240年）
为抵抗蒙古军入侵，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彭大雅抢筑重庆城，至少已设有洪崖门、千厮门、太平门、薰风门、镇西门，并在城西南设有一字城以加强长江沿线及西部陆路防御。
明洪武六年
（公元1373年）
设重庆卫，重庆卫指挥使戴鼎在旧城基础上砌石为城，设九开八闭十七门；明末农民军张献忠进攻重庆城时，用炸药炸毁了城西通远门附近的一段城墙，从而攻陷重庆，并对重庆城墙及城内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破坏。
清康熙二年
（公元1663年）
四川总督李国英对重庆城墙进行了补筑；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重庆知府陈邦器对城墙进行了修补；乾隆年间，重庆城墙的布局和城门的名称基本固定；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四川总督曾开泰下令修补城墙；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巴县衙门对东水门至元通寺段低矮城墙进行了增高补筑；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重庆知府鄂惠重修城墙；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川东道王廷植复又重修；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川东道、重庆府、巴县衙门三级官府共同对城墙进行补修。
1921年
杨森任重庆商埠督办，主张撤临江门，发展城郭间交通；1922年，重庆商埠督办扩建郭外马路二道，临江门瓮城、通远门瓮城及城墙分别被拆除；从1926年开始，潘文华任重庆市长时，为建筑马路，宏阔码头，朝天门、南纪门、西水门、定远门、太平门（瓮城门及城墙）等悉被撤毁或掩埋；1935年，因修建缆车，太安门被拆除，重庆古城墙自此逐渐衰败湮没。
重庆古城墙文物保护工作
2009年以来，随着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开展及重庆市渝中区下半城旧城改造项目的推进，重庆古城墙中的人和门、太平门及朝天门城墙遗址相继发现，特别是宋元战争时期南宋西线战区的 指挥中心 ——四川制置司暨重庆府衙署，同时也是明玉珍皇宫的 老鼓 楼遗址 被发现，其中还有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最大的谯楼，表明从南宋至清乾隆的五百余年间，“重庆母城”曾存在过一个20余万平方米的巨大衙城，是当时重庆的 政治中心 。
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
2010年，为配合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了太平门至储奇门段顺城街城墙及城门专项调查，发现了人和门；2014至2015年，对太平门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发现太平门主城门、主城墙、道路、排水沟等各类遗迹33处，并启动三维数字复原研究；2015年，与市规划局合作开展重庆古城墙专题调查，编制《重庆古城墙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2015至2016年，对朝天门城墙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335平方米，发现城墙、房址、道路、排水沟、水池等遗迹319处，文化堆积时代最早可至西汉，遗迹最早时代可及唐至五代时期，遗迹主体时代为宋至清代；2017年，对千厮门城垣遗址开展考古发掘，确认明清时期千厮门主城墙的布局、走向及瓮城墙位置；2017至2018年，对南纪门一字街遗址、雷家坡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条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通往南纪门的宋代夯土包石墙体，构筑工艺与同时期的城墙一致，为探索重庆城西南部的一字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重庆古城墙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平门城墙遗址多视角三维建模正射影像图
古城墙重要文化遗存
重庆古城墙遗址现存明代城门4座，包括开门3座（太平门、通远门、东水门）、闭门1座（人和门），均保存较好；现存宋代至清代城墙55段约4360米，其中保存较好的约1500米，保存一般的约1400米，保存较差的约460米，保存情况不明的约1000米，以明代城墙为主；现存清代炮台1座。
重庆古城垣遗址现状分布图
城门遗址
太平门
重庆城“九开八闭”十七门中的九个开门之一，由主城和瓮城两部分组成，是唯一保存有较好瓮城的城门遗址。主城门为明代修建的单门洞石构拱门，一券一伏式双重券顶，内外以石阶踏道、墁石路面相通；瓮城平面呈长方形，由东、南、西三面城墙与主城墙围合而成，瓮城门及西墙已毁，东墙、南墙被房屋和道路叠压而尚存，是重庆城仅存保存较好的瓮城。
太平门遗址主城门正视图
太平门遗址 主城门内部结构示意图
太平门复原效果图
东水门
重庆城“九开八闭”十七门中的九个开门之一，为仅存的无瓮城的开门遗址，明代修建。城门由内、外两重城墙围合而成，内城墙用外立面近方形的条石错缝丁砌而成，残高4.25米，外城墙用长方形条石错缝叠砌而成，平面呈曲尺形围合内城墙，城门位于外墙中部，现存有城台和门洞。
东水门
通远门
重庆城九开八闭十七门中的九个开门之一，瓮城损毁，仅存主城门，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闸板门，明代修建。城门现存主城门门洞，石构拱券式，一券一伏，条石砌筑，白灰勾缝。门额原刻有“克壮千秋”，现已破坏。门道底平面呈“亞”字形，底部道路被破坏。门道两侧壁均发现有对称分布的栓眼。门洞宽3.5、高5.33、进深9.3米。瓮城呈长方形围合于城门外侧，瓮城门设于东墙中部，门额阴刻“通遠门”。1922年因建廓外马路将通远门瓮城北墙和东墙拆除，据民国时期老照片显示，瓮城楼为二重檐歇山顶。
通远门瓮城门（民国）
1911-1912年 · 通远门远景
通远门
人和门
重庆城“九开八闭”十七门中的八个闭门之一，为仅存的一座闭门遗址，明代修建。人和门由城台和门洞组成。城台外立面呈梯形，用近方形的条石错缝丁砌而成，顶端面阔8.60、底端面阔9.22米，残高约7.18米。城门洞为石构拱券式，一券，无伏。门道宽1.78、高4.34米。门洞内侧被封堵，内部结构不明。
人和门及城墙遗址全景
城墙遗址
城墙遗址现存宋至清代城墙约4360米，分为翠微门城墙、东水门城墙、太安门城墙、太平门城墙、人和门城墙、储奇门城墙、金紫门城墙、凤凰门城墙、南纪门城墙、金汤门城墙、通远门城墙、定远门城墙、临江门城墙、洪崖门城墙、千厮门城墙、西水门城墙及水码头城墙等段。
太平门城墙由主城墙和瓮城墙两部分组成。太平门主城墙现存约200米，与西南部的人和门相连。城墙依山就势砌筑，夯土甃石结构。城墙历经南宋、明、清三个时期修筑和多次补筑而成。
太平门及城墙遗址发掘区域
太平门至人和门段城墙遗址位置图
太平门主城墙夯土剖面
太平门主城墙遗存正视图
朝天门城墙遗址为西水门至朝天门之间的古城墙遗址。城墙总长282.63米，平面呈西南东北走向，依山傍水而建，夯土甃石结构，包含南宋、明、清各个时期城墙及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遗迹。
朝天门城墙在光绪《重庆府治全图》中位置
女墙基础及道路
出土器物
南纪门一字街、雷家坡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一条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宋代包边墙，墙芯夯筑、墙体用材及砌筑方式均与同时期城墙一致。
南纪门在光绪《重庆府志全图》中的空间位置示意
宋 · 南纪门一字街墙体
古城墙营造特征
《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光绪十七年（1891年）刘子如绘
重庆发源于重山重水之地，
城墙依山而构，
临江而筑，
“山、水、城”的有机融合
与“九开八闭”的城门设置，
在古代城市营造理念方面别开生面、
独树一帜，
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
重庆城墙是中国古代
“道法自然”思想的重要体现。
重庆古城突破《周礼·考工记》的传统束缚，
区别于既往中原与北方平原城市
“方九里，旁三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范囿，
城郭不中规矩、
道路不中准绳，
忽略中轴线与对称性，
重视城市营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共生，
依山就势，
随意赋形。
城门至明代发展至“九开八闭”，
或象征“九宫八卦”，
营建思想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
是中国古代“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与实践。
规划布局方面
重庆城墙为中国南方山水城市的营造范例。重庆古城承袭《管子》城市营建思想，依山为城，以江为壕，随山形走势构筑城墙、城门布局，平面形状呈不规则形，设“九开八闭”十七门。城墙充分利用渝中半岛西高东低的地势特点和两江环抱的地理优势构筑，东西最大高差达155米，雄伟、峻拔，“石城削天，字水盘郭”。城内布局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形成上半城、下半城的城市空间格局，极具山城特色。道路有机生长，建筑重叠错落，街市随意赋形，城区跳跃拓展，各历史阶段风格鲜明，城市形态独具特色。
结构设计方面
重庆城墙是城市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杰出代表。城墙选址走向利用山水形胜之力，利用山岩与江岸的自然高差，设计为外高内低，多不设内墙，城墙顶部即为顺城街道。城墙结构为夯土甃石结构，底部基础多直接坐落于基岩之上，在建筑材料、营造技术方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与其他地区明代以来城墙夯土甃砖传统有着明显区别，故有“天生重庆”之美誉。
灾害防御方面
重庆城墙具有较为先进的“城堤一体”科学理念。重庆古城将城墙与堤坝有机结合，是中国南方山水城市规划和防御工程技术水平的重要体现，经受了诸多历史洪水灾害的严峻考验，至今在水利、内航及城防建设方面仍有参考借鉴意义。
古城墙文化遗产价值
古城墙是重庆城市发展演变沿革的直接见证。 重庆古城在古巴子国的基础上，历经战国、蜀汉、南宋、明初四次大规模修筑，逐步形成了“九开八闭”十七门的城市格局。城墙遗址包含南宋、明、清各个时期的城墙、城门（含瓮城）和炮台遗址，遗存类型丰富、时代特征鲜明，堪称记录重庆历史演变的“活化石”，是研究重庆城市空间布局变化、中国古代城池发展演变史的重要实物标本，是重庆城市从蹒跚学步、筚路蓝缕到跨越发展的历经沧桑的生命印记。
城墙与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密切相关。 古城墙是“四筑渝城”“三次建都”等城市发展进程的实物载体，城墙的历史环境包括了秦灭巴蜀、三国争霸、宋蒙（元）战争、元末起义、张献忠入蜀及抗日战争、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与古城墙直接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更是不胜枚举，张仪、李严、彭大雅、余玠、明玉珍、戴鼎、王乾章、张献忠、陈邦器、李国英及杨森、潘文华等，均在重庆古城墙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古城墙是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推动历史进程、改变世界格局的的珍贵见证，是相关历史研究与人物考证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城墙可证实、订正、补充大量文献记载的史实。 基于古城墙遗址的科学调查、发掘及研究，可透物见人，亦可“证（正）经补史”。《华阳国志》《晋志》《三国志》《宋史》《明史》《四川通志》《重庆府志》《巴县志》及《水经注》《文献通考》《舆地广记》《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要》及《元和郡县志》中，对重庆古城的地望、筑城活动及沿革变迁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与描述。其中不乏模糊、矛盾甚至错误之处，通过古城墙科学的考古及研究工作，可正文献之误、补历史之缺。
重庆城墙是城市建筑景观艺术的有机结合。 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言，城墙是人工劳动的创造，它朴实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是劳动人民血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是一堆平凡叠砌的砖土，它是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作品。重庆古城墙除了人文景观外，其与山水交相辉映的选址走向，临崖傍水、古树枯藤，夕阳晚照下的沧桑古城，樵子渔夫漫步其上，本身亦是蔚为可观的园林景观。
重庆城墙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构成要素。 古城墙凝聚着巴渝先民的聪明智慧和忠勇精神，是巴渝文化的重要见证和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作为重庆人心中的乡愁，古城墙承载着历史的情感、记忆和辉煌，也见证着城市的过去与未来，具有不可替代的情感价值；面向未来的古城墙，也是重庆城市形象的文化符号、塑造城市个性的重要依托。
重庆城墙地处两江交汇的渝中半岛，地标位置突出，是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具有重要的展示利用及旅游开发价值。 遗址的展示利用设计可结合周边重点遗址公园、历史风貌街区进行统一打造，渐进式的复原城墙布局，为重庆地区的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提供契机，进而带动地方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效促进地方和谐社会的发展，提高重庆城市品位，增强城市凝聚力。
文/蔡亚林 孙治刚 徐进
原标题：重镇天开巴子国 城郭生成造化镌——重庆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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