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嘉陵江边的复旦大学
【编者按】本文为2010年5月18日黄润苏教授在复旦大学正大北碚厅落成仪式上的发言，由古籍所2016级博士研究生郑雄整理。文章较演讲稿有所改动，经黄润苏先生授权发表，以纪念抗战期间复旦大学迁往重庆80周年。文中按语为整理者所加。
△复旦大学抗战期间在重庆北碚的旧址
尊敬的馆长、各位老师、各位老朋友：
今天，我的心情不知道该怎样形容，我们每个人把过去的时间拉长，这个过程中便有丰富的宝藏。我现在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人了，回忆起六十几年前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中文时的事情，依然可以给我很大很深的教益。当时，我的老师有陈子展、马宗融、章靳以、方令儒等著名教授，还有卢前老师，我选修过他的词曲课。那时我们的房子很简单，是瓦盖草蓬的平房，我们的教室只有这么大，当时选修的只有十几个人，而我们的卢前老师当时也才四十岁。上课时，人家是端一杯茶，而他端的是一壶酒。他很胖，（来教室时）就有人就给他搬来一个藤椅，（藤椅）来了，他往上面一坐，把酒壶放着，就开始给我们讲课。他的课讲得很好，我们看他一累了就喝酒，下课之后，我们都不想离开他。
现在的老复旦，嘉陵江边的台阶上有一排梧桐树。卢前先生常带我们到江边，五六月正是梧桐发芽的时候，我跟卢先生两人坐在最高的台阶上，他就直接跟我教道：你看怎么样来写词，怎么样来写曲。他是我（学习）词曲过程中，最忘不了的一个恩师，所以我实际上对他最为亲近。他曾写过一封信来勉励我，希望我能够有所成就。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惭愧，我没有很好地达到他的期许，但是我还在努力着我的专业。所以，我今天带来自己的一本诗集送给大家。
一个人到了八十多岁，就会有很多回忆。虽然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我觉得，在嘉陵江边的复旦大学的生活，是我最灿烂的回忆之一。
我举个例子，我们宿舍里住着十一位女同学，大家用的是省油灯（就是小油灯），都很简朴。我们怎么温课呢？大家把灯点起来，也不过是一只烛光，但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礼堂，礼堂上面放了个煤气灯，这个煤气灯就照着我们温习功课。但很多同学不愿意在那里，要回到寝室里（温习功课），就只能用一支烛光的省油灯。好艰苦！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墙壁上堆满了血痕。为什么？都是臭虫。臭虫太多了，每个人抓到（臭虫）就往墙上一扔，所以每个人的墙面上都有好多血痕——这也可以说明我们当时生活的艰苦。
再说一件事，我们女生宿舍后面是一条沟渠，但我们女生也不能到那里去散步，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男同学们洗澡的地方。
虽说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我们在抗战期间却异常认真。那时正是青春年少，祖国正在抗战，我们也充满抗战的热情。司徒汉给我们唱了很好的歌，如《旗正飘飘》《嘉陵江上》，这些我现在都能唱。我们也参加播音台，我们的爱国热情就在这里抒发。
还有一件事，当时有《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和《扫荡报》，一个送报的孩子，大概十一二岁，长得胖乎乎的，每天卖报时经过我们寝室门口，他这么喊：“卖报卖报，《新华日报》《扫荡》《中央报》；卖报卖报卖报，《新华日报》《扫荡》《中央报》。”把《扫荡报》的“报”字省掉了，变成一个动词，说我们《新华日报》可以“扫荡”《中央报》。我们马上跟他结成朋友，每天他来送报，我们就把他请到寝室里来，夸他讲得真好。
就这样，好多好多的故事，串成了我这一生当中的灿烂回忆。
当时在校报、《独立报》和“三青团”，我们常常聚会。他们开了茶馆有钱，便常常在茶馆里议论。我们也会参加，听他们怎样议论，但我们是带着我们的要求去，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对于抗战，我们要去宣传，而这时的我们也用歌曲来抒发我们的感情，比如唱《嘉陵江上》，唱《流亡三部曲》。
还有我们的陈子展先生，他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我记得正好是唐宋这一段。同时，他又让我们修习“各体文习作”——是新文学派让他去上课的——就是各种体裁文章的写作，我也去听，所以陈先生和我们的关系也很深。有几个下午，我们看到陈先生和他的儿子陈志申（陈志申当时大概十一二岁，我们才大学二年级，也还不到二十五岁）一道，穿着都很朴素，就问：“陈老师，你们到哪里去？”原来他们为了节省，就把饭煮成两节，把这个饭送到他儿子的学校去，作为他们的中饭。你就知道，那时我们的教授的生活是多么艰苦，把饭随身带着，背儿子去上学。
还有，我们食堂煮稀饭，每天早晨吃饭都要抢，去晚一点就吃不到了。有一天抢到最后，竟然发现一只煮熟的老鼠，大家都倒胃口，但大家都说：你不能去怪厨房。我们吃的东西多糟啊！没有办法。当时，我们每个星期天坐船到北碚去，一人吃一碗排骨面，就是一个礼拜的打牙祭。
（寝室里）仅有一只烛光照明，（礼堂里）一个煤气灯给全校的学生照明，我们的教授要带饭上课，那日子真是太艰苦了。但是，这些艰苦都成为我的灿烂的回忆。
当时在大学里不能谈恋爱，更不能结婚，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只能暗中地谈恋爱。我和我的丈夫刘铸晋（当时是男朋友），还有我的朋友，新闻系的何宏钧以及他的女朋友魏文凤，还有几对（男女朋友），我们经常在黄昏时去嘉陵江边的梧桐树下散步。我的丈夫（他已经去世了）是化学系林一民的学生，我是中文系的，是陈子展的学生。而且我也是卢前的学生，卢前很喜欢我，对我的期望很大。
我们散步也很有趣。看到梧桐树发芽发青，当时我的男朋友很高兴，散步的时候就说：“我们来作诗吧！”他本来以为我会写诗的，就随口念了一句：“梧桐发了芽，梧桐发了芽了。”这两句一出口，大家就哄堂大笑。这说明那时我们的青春在燃烧，我们是快乐的，我们是无忧无虑的。但我们也会唱《流亡三部曲》，唱《嘉陵江上》，我们的爱国热情就跟着起来了。
往事的回忆太多了，今天和大家见面，也见到几位老同学，我特别高兴。我们都是八十以上的人了，见到我们的中年和青年后辈，我更高兴。如今，我们的复旦发展得非常好，这是当时嘉陵江边的复旦完全不能相比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的一个军事教官叫陈昺德，（个子）高高的，他的文化方面大概有限，有一次我们做早操，他去点名，说：“黄润苏。”我说：“到。”然后他点到我丈夫的名字，我的丈夫叫刘铸晋，“钅”旁加个“寿”字，“晋”就是“晋朝”的“晋”，结果他喊道：“刘祷普”。原来他把“铸”念成“祷告”的“祷”了，把“晋”字读成“普通”的“普”，把两个字都读白了。他说：“请你们看看谁是刘祷普。”大家都说没有“刘祷普”这个人啊，结果才知道是“刘铸晋”，他也很为难。这是陈昺德当时闹的一个笑话。
我们在那里读书是很认真的，哪怕是一只烛光，哪怕是只有煤气灯，但我们每天都整理笔记。我们用的纸头是什么纸头？那有这样好的纸头啊，用的都是“伽罗纸”。什么是“伽罗纸”？颜色是黄的，和现在的报纸一样，而且很粗糙的，字写上去一个个都不清楚。我们的灯光也不好，纸头也不好，教室也不好，我的教授也那么辛苦。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我所经历的大学二三年（我是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的样子。
1945年大学毕业时，我就回到成都，而我们的学校回到了上海（按，1946年夏，复旦大学陆续迁回上海）。我回去以后，我就到我的一个母校——华英女中去任教。在这个时候，我的丈夫就考起了留美的基金，而我还在我们的中学教学。我支持他去，他就从南京、上海办手续到美国。时候还没有飞机，只能坐轮船，坐了一个多月到美国。当时我们结婚一年多，我们的孩子才五个月大，我希望他去了以后，两三年拿到博士学位就回来。哪想到发生了抗美援朝，我们跟美国对立起来了，他回不来了，特别是他们理工科的。
我们不断争取，但美国的移民局禁止他回来，我们就只能等。我让他在那边安心下来，我说我也不能出来，他说：“我一定会回来的”。最后，还是依靠我们政府的力量。美国在朝鲜打败了以后，周总理在签板门店协议时就提出来了。当时，我们几个人写信（给周总理）说，我的爱人是要回国，他是爱国的，我希望你们的板门店和谈上能够提到这个问题。周总理亲自给我回了封信说，你要有希望他能够回来。这样，我的心里就不怕了。结果日内瓦会议上就提了出来，当时有一千多留学生在那边，但是要回来的就六七十个人，于是就把这六七十个人的名单报了上去。（我们在）抗美援朝时俘虏了对方挺高级的将领——是旅长还是师长——我们的留学生跟他们一对一交换。于是，我的爱人就回来了，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有机所工作。
我今天带了自己的一本诗词集叫《澹园诗词》送给大家，请大家指正。现在我想说，灿烂的回忆与光荣的历史是复旦给我的，复旦使我有今天，又使我能来到这样美好的复旦。复旦这么好，可惜我去世的丈夫和一些老的校友没有看见，如果他们能够看到今天的复旦，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抗日战争之后，我们复旦又回到了上海。所以我虽然年纪大了，精力各方面都下降了，但我还是要来。我觉得我以后要常常来，这里是我的母校，有我的灿烂的回忆，有一些很好的老师和前辈。所以我今天特别高兴，讲话也语无伦次，请大家包涵。谢谢。
原标题：北碚忆往：嘉陵江边的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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