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评书大王”王秉诚的陪都传奇
我从刘怀靖先生手里接过一块枣红色的小木头，造型有点像印章的印盒，他说：“这是我父亲早年说书用的醒木（惊堂木），原来有两块，后来丢了一块，现在只剩这块了。”我捏着这块1940年代重庆“评书大王”王秉诚（原名刘玉声）的醒木，在刘怀靖书房飘窗的大理石窗台板上砸下，木石相击，其声清越。1940年代的好多夜晚，正是这样的砸板之声，响在山城老街的袍哥茶馆、潘文华中山四路的公馆、范绍增的范庄和老重庆的城市记忆深处。
▲新闻记者刘玉声（左边）后又成为“评书大王”王秉诚（右）
“刘玉声”和“王秉诚”，一个人，两块招牌。一个写新闻，一个说评书，创下重庆新闻界和评书界的传奇。早在1940年代，刘玉声就在重庆的报纸上开写重庆掌故，同时又用王秉诚的艺名下海说书，好比一个双面剑侠，活跃在重庆最黑的夜晚。
妙笔
在刘怀靖先生保存至今的父亲影集中，刘玉声长生玉立、布衫飘逸的样子，让我们见识了重庆民国年代男性新闻记者的形像。无论是长袍马褂，还是西装革履，他穿在身上都很得体。1930年，他从朝天门顺江东下，去上海采访“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沿途拍下的照片，从夔门帆影到外白渡桥留影，展示了民国时期的一个山城青年才俊春风得意的好心情。
刘玉声很喜欢儿子刘怀靖，采访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后，还从上海给他带回一部木头童车和一根糖做的拐棍。小时候，父亲牵着刘怀靖的手，耍遍重庆各报，因为父亲青年时代在上海公学毕业回重庆后就辗转在这些报社当编辑、记者，养家糊口。刘怀靖说：“《国民公报》《新蜀报》在白象街，《大中日报》，包括《重庆夜报》，在原来的重庆宾馆对面。《大众晚报》在七星岗洞子口旁边，有一天，父亲忙不过来，叫我去帮他要稿费，我到报社门口，碰见社长，他从裤兜里摸出几块钱就给我了，也不登记。”
刘玉声在《商务日报》编“本地风光”副刊，主持读者信箱，回答一切关于重庆的问题，深得读者追捧，江湖人称“重庆通”。1948年8月11日至12日在《重庆大众报晚刊》两天连载的公孙龙撰文《重庆新闻界第一奇人》，可能是第一篇关于刘玉声的传记。那“公孙龙”是重庆《中央日报》总编辑王抡揎的笔名，“当年，每天下午王抡揎都要到我们家坐一坐，他坐在门口一把折椅上，我父亲躺在凉椅上，两人聊三四个钟头。1987年，我去九尺坎市政协王宅看望他，送他《重庆掌故》一册，他当时任政协委员。”
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后，中央媒体的编辑涌入重庆，老板就把重庆本地的编辑辞退了，即使是刘玉声这样非常优秀的编辑和记者，也一下子没了活干。
醒木
没活干，刘玉声就下海说书。最早下海是在药王庙（今筷子街）袍哥大爷易补荣的茶馆，这里记者多，他们一边喝茶，一边交换新闻线索。平时大家都喜欢听刘记者吹垮垮（即吹牛、摆龙门阵），有人就激他说，你在下面说得白泡子翻翻的，可能坐到高台子上去讲，你娃腔都打不开。刘玉声应声说，我照样说得河翻水翻！于是他就改名王秉诚，登台说书。头天晚上，说的是阿拉伯民间传奇《天方夜谭》，说完接过老板开的钱一数，比记者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但下海说书，岳父周氏家族不理解。周家是五世同堂、聚族而居的书香门弟，从现在实验剧场到新世纪百货公司，都是周家院落。岳父是秀才，听说周家女婿下海说书，大家都不信，这太丢人了，相当于现在听说一个白领去当棒棒（即挑夫）。于是，家里有人跑到茶馆伸进半边脸一看——哎呀，是真的！民国茶馆挂有孙中山像，刘玉声含着泪对画像说，“总理大人，我是凭劳动吃饭，在中华民国，我说个书都不行吗？”当时新闻里有“大学教授挑煤炭，新闻记者说评书”的说法，后半句说的就是刘玉声。
后来，他在茶馆坐正了，慢慢地越说越有名，还从茶馆说到电台，电台经常有听众点播他讲的重庆掌故。他也经常到上清寺的潘文华公馆说书。这天，他出了电台又到潘公馆说书，就说刚才在电台讲的重庆掌故，在座的有张岳军（即张群，民国元老），他刚从成都到重庆拜望潘市长。讲完了，大家都哈哈大笑。只有张岳军没笑，很严肃。像张岳军这样的大人物，可能一般人的江湖笑话很难打动他。刘怀靖说：“这几年我才想起，我老汉说张群不笑，可能多半是因为当时他出任四川省长，到渝游说潘文华反共，任务没完成，所以心事重重，哪笑得起来。”
潘文华到重庆解放后都是刘玉声的书迷，当时他官居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有天晚上，刘玉声正在中华路茶馆说书，看见潘文华叼起一根叶子烟竿进来听书，刘玉声也没停下来跟他打个招呼，只是略停一下。潘文华听了一阵，也走了，一点不惊动大家。
▲潘文华是刘玉声的书迷
掌故
在刘怀靖保存至今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题名纪念册”上，跳高世界纪录是2.03米，远东纪录2米，全国纪录1.81米，当年本届全国纪录没有记载，但刘玉声本人后来却创造了全国评书艺人的一项“跳高”纪录，为此，他还和武林奇人吕紫剑谱写了一段“武救文”的佳话。
话说那天刘玉声在五一路鸦片烟馆啜两口，当时抽鸦片烟很普遍，一般人家，就是不抽烟，家里都要摆一副烟具待客。警察来抓烟客，众人四散，刘玉声见势不好，从二楼翻窗跳下，摔成重伤躺在地上，抓人的警察队长一看是著名的“评书大王”，就说：王老师，你跟到跑啥子嘛，我们再抓人，也不得抓你噻！
刘怀靖说：“母亲和我赶到，把他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 现在的重庆市妇幼保健医院），要交几百元，我们没钱医，又拉回来。我现在都记得到母亲在一辆又破又烂的黄包车后面助推的样子。”后来从大阳沟路口一个药酒局请来一个医生，把脚捏了一下，说骨头碎了，不得了，要几百银元。大家一筹莫展，祖母拄着拐杖出去到长安寺求菩萨，在路上三步一磕头，碰到一个草药医生，见此情景，大为感动，就说我去帮你看儿子。他们到家，里面已有医生在看，草医问，是哪位医生？说是吕紫剑。草医一听，说吕大侠出马，没得问题，我告辞了。
“吕紫剑捏着父亲脚，把脚扳正，再用草纸包着的灰板条当夹板，用纱布缠好。父亲没叫一声。吕医生整完，放下几包药，说明天我再来。”第二天，吕是坐着自己的私人黄包车来的，派头很大，当时有黄包车都很吃皮（即很占优势，很吃得开）了，只有胡子昂那样的大老板才有小汽车。吕紫剑再要来，出诊费不晓得有好高，家人就围着他叫苦，家里有老有小，说书也挣不到几个钱，要他少收点医药费。吕紫剑说：“我是慕名而来，我分钱不收。”经过一个多月的免费医治，“评书大王”可以下床走动了。
▲晚年吕紫剑
1949年，刘玉声的鸦片也吃到头了。刘怀靖说：“是我去派出所报告登记的。我回家就说，老汉，我去派出所说了你抽鸦片。父亲一直抽鸦片，一直想戒，连烟灰熬水喝，都没戒脱，他听我去报告了，就说了一句，共产党办事最讲认真，从此就戒脱了。”
王秉诚在评书界对后代艺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现任重庆市曲艺团顾问的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勍先生，曾与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等被评为“全国评话评书十大名家”。2000年，王秉诚先生逝世45周年，徐勍在其回忆文章《学者风度的说书人——王秉诚》中，勾画了一代“评书大王”不合时宜、卓而不群的身影：
重庆刚刚解放，市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后来的市文化局）派出专干，把戏曲曲艺界人士组织起来，学习文化、政治，成立了“重庆戏曲曲艺改进会”。为了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艺人有活动场所，又建立了大众游艺园。我初识王秉诚先生，是在大众园内，一次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座谈会上。评书艺人学习，王先生十有九不到。这次王先生终于姗姗来迟。负责领导学习的干部，及在座的“名家”高手，看见王先生从大众游艺园后门（今2路电车站旁拐角处）进来，纷纷起坐相迎。王先生一身白绸对襟，一手持杖（脚跛），一手执精细的棕编白扇，飘然而至，入座前还向众人频频拱手，微笑不语，只用扇儿示意。坐了不多一会儿，大约10分钟吧，就见他歪头在领导学习的干部身边低言几句，也不知干部听清没有，他便起身离去了。离去时，仍和进来时一样向众人拱手挥扇，含笑不言。
一代“评书大王”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1955年，刘玉声得了肺结核，刘怀靖说：“那天白天送去观音桥的医院，晚上接到电话，去世了。我写信给区文化局局长裴东篱说，刘玉声今天去世了，他的艺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当时已是新中国干部的刘怀靖，很烦父亲的作派，比如文联8点开会，他要9点钟去，还有他说书要钱。最后，刘怀靖说：“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忏悔。”
一代评书大王，如此煞搁，叫人追念。这正是：妙笔重庆画乱世，醒木轻拍震九门。
今日重庆号 马拉
城市记忆 | “评书大王”王秉诚的陪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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