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电工 重庆工业110年的纪念碑

导读：四月，重庆长江电工建厂110周年。在重庆，像长江电工一样的百年老店仍有多家，比如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重庆钢铁集团等。但只有长江电工，是源于本土南岸长江之滨，富有重庆血统的第一家近代工厂。

眼下的四月，重庆长江电工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江电工）建厂110周年。

在重庆，像长江电工一样的百年老店仍有多家，比如长安集团、嘉陵工业、建设工业和重庆钢铁集团等。但只有长江电工，是源于本土南岸长江之滨，富有重庆血统的第一家近代工厂。

110年前的4月，为给川汉铁路筹款，光绪帝御批在重庆成立铜元局这个“印钞厂”。铜元局的开张，不仅拉开了重庆工业文明的序幕，还点亮了重庆城的第一盏电灯，孕育了第一代城市产业工人，派生出了第一个工人社区。铜元局的生意越做越大，从鹅公岩大桥桥头到菜园坝大桥桥头的10里江岸，铜元局厂名上升为一个地名。

重庆本地企业的造币历史屈指可数，但铜元局赫然在列。百余年来，铜、银、金、铝等金属，在不同年代被铜元局熔炼锻造成四川铜板、民国银元、金条和人民币分分钱。1930年，造币之外，铜元局开发了第二种大业务——造子弹，成为驻军刘湘第21军子弹厂。重庆民间俗语至今把钱称为“子弹”，可能也是源于铜元局这两大爆强的传统业务。

1938年，第21军子弹厂更名为兵工署第20工厂，一个地方军工厂升级为央企序列，86岁的抗战老兵工梅松见证了这种升级。老先生一口湖北腔——他是汉阳兵工厂内迁子弟。当时，他在中国最大的子弹厂里，为抗日战场生产子弹。

今年69岁的长江电工前厂史编辑陈文全可谓长江电工活地图。“重庆第一家工厂设在铜元局这个地方并非偶然。第一任厂长沈秉坤选了苏家坝的200亩土地，说这里面朝长江，背靠双峰山，风水好。”

目前能讲述并见证长江电工百年历史的，除了陈文全和他修的厂史，还包括档案室里的铜币、银元，厂办公楼门口那两株百岁罗汉松，以及已经退休的老机床。

我对这些老机床有着特别的偏爱。揭开遮布，老机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除了本身的质感，还有持续不散的温度和精神。110年，整整5代重庆人劳作于此，钢筋铁骨，带电作业，隆隆作响！ 文/仇峥

除了铜板银元，长江电工还造过分分钱

帆船银币 四川铜币

陈文全 重庆晨报记者 李斌 摄

今年69岁的陈文全的居所在南岸区上海城附近。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个地块在1980年代恰好是长江电工的一个造币车间所在地。

“那时候我们生产的是1分、2分的铝币，工厂年产能力可达50亿枚。莫看是生产分分钱，那曾经是长江电工最赚钱的分厂。我们后来还想生产5分的铝币，甚至还有1元的镍钢币，可惜最后没能上马。”作为当时长江电工厂生产科副科长的陈文全，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

重庆晨报记者 许星 报道

对长江电工来说，1980年代的铝制分币其实是工厂历史上第三次造币。“长江电工的前身是铜元局，这是一个专门造币的官办工厂，讲长江电工的历史，造币当然是一条主要线索。”坐在上海城的一个茶楼，陈文全为我们将长江电工的造币故事娓娓道来。

重庆造币 获光绪帝御批成立铜元局

货币是一个政权制造和发行最核心的特殊商品。陈文全说，清朝以前，重庆本地极少生产国家货币，而铜元局则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历史。

清朝末期，全国开始了一轮修建铁路的热潮。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获准设立从成都，经眉山、乐山、宜宾、泸州、重庆、忠县、奉节、宜昌、荆门、襄阳的“官办川汉铁路公司”。这是一条横跨四川、湖北，沿长江长达2000公里的铁路，面对巨额的资金缺口，锡良向光绪帝上奏请求在重庆设立铜元局，以铸造钱币的利润为川汉铁路集资。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癸未（1905年4月14日），光绪帝御批重庆成立铜元局，股本为地方盐税的200多万辆白银。

铜元局获准设立后，在南岸苏家坝购买了靠河的田土200亩地作为厂地。办公场所是按当时衙门的规格设计，这就是后来享誉一方的“大花厅”。

铜元局一成立，便委托上海怡和洋行，从英国和德国各引进一套制作铜元和银元的设备。每套设备有200余台机器，这算是重庆历史上首次成套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设备。陈文全说，当时在引进设备中，有一台50千瓦的汽油发电机。铜元局把这个发电机装在职员宿舍作为照明用。宿舍一共有50盏灯，就是这50盏电灯，开启了重庆的电灯时代。

安装设备的两个工厂被分开命名，使用德国设备的叫德厂，使用英国设备的叫英厂。

陈文全说，当时，商家有争议的银币都可拿到铜元局进行仲裁，这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天津、成都和重庆有此技术。

首次造币 出品流通极广的四川铜币

尽管1905年已获批成立，但铜元局在1913年5月才正式生产出第一批钱币——此时大清帝国已成了中华民国。

铜元局的第一批正式产品50文和200文面值的铜币，这就是在川渝流通极广的“四川铜币”。很快，铜元局又生产出10文、20文、100文面值的铜元。

此外，铜元局还为商人制造银币，进行合同形式的来料加工。陈文全介绍说，商人将白银委托给铜元局，由铜元局免费生产银元。而铜元局可根据约定，在银元中加入25%的铜，依靠银和铜之间的价差来实现利润。

铜元、银元的模具是由当时的成都银元局提供，铜元局进行翻制，用完后统一销毁。

陈文全说，铜元局投产后一年有几十万银元的利润。铜元局在1920年代就有接近2000人，是当时重庆最大的企业。当时局长的工资一个月是500块银元，小工一个月只有1个多银元，匠目（技师）最高的能拿20个银元。

铜元局首个衰落时期是从1927年开始。陈文全说，当时随着纸钞的出现，金属货币江河日下。除了市场原因外，军阀纷争导致金融秩序混乱也是铜元局衰落的一个原因。陈文全说，当时地方军阀谁控制重庆，铜元局就为谁做钱。因此铜元局换局长在重庆城是出了名的勤，最短命的局长只干了3天。

另一方面，在各路军阀掌控下的工厂，为了牟取最大利润，铜币往往做得质薄量轻，同样是200文，市面上逐渐不接受，扰乱了当时的金融市场。

二次造币 民国央行委托加工帆船银币

1930年，刘湘占领重庆后，立即接管铜元局。因为厂里有铜材加工设备，军阀动了利用这些机器生产子弹的念头。陈文全说，其实当时厂里的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但为了让刘湘拨款添置新设备，铜元局利用了其它厂生产的弹壳来冒充自己的产品。

子弹通过试射后，刘湘迅速拨款购买先进的子弹生产器材。此后，铜元局也更名为第二十一军子弹厂。

抗日军兴，1938年国民政府将第二十一军子弹厂更名为兵工署第二十工厂。为了适应新增生产能力的需要，第二十工厂曾先后六次征地120余万平方米，员工增加到5000余名，使第二十工厂的生产规模扩大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枪弹生产厂而饮誉中外。

1947年，铜元局开始了其历史上第二次造币。陈文全说，当时中央银行委托工厂加工1元的“帆船银币”。

除了银币，工厂还做黄金加工。陈文全说，国民党在逃往台湾之前，曾把大批黄金运抵工厂，要求工厂压制成指定规格的金砖。陈文全曾经访问过那个时期熔炼车间的主管，这名主管说，当时车间外围都是国民党军警。为了防止工人偷黄金，工人进厂要脱光了在里面换工作服，穿草鞋工作。而当时锻造黄金的地方就在如今南滨路一带的防空洞中。

抗战期间，为防止日军轰炸，各地沿江修建的“洞子兵工厂”成为重庆当年的一道奇观。

三次造币 持续9年，年产量达10多亿枚

1949年重庆解放。1950年代中期，工厂正式改名为国营长江电工厂。工厂第三次造币是从1983年开始的。

陈文全说，当时中国面临两个社会变革：一个是和平时期国家军品生产能力大量富余，军转民成为所有军工企业的当务之急。当时长江厂什么都做，甚至还生产锅铲和花肥。在长江大桥通车时，陈文全是长江厂办公室副主任，他清楚地记得，他曾组织将厂里生产的民品拖到大桥桥头去摆地摊。

其次，改革开放促成了商业的繁荣，这让货币流通迅速兴旺起来，特别是1、2、5分币流通量极大。银行的小面额货币告急，而当时造币厂又不能满足需求，所以，人民银行就与兵器工业部协商，最后选调了沈阳的321厂和重庆长江电工厂做分币。

如此，造就了铜元局第三段造币的历史。

这次造币是通过人民银行印制总公司计划安排，模具是从上海造币厂提供原模进行翻制。陈文全说，铜元局为此重新建立了造币生产线。

铜元局这段造币历史一共持续了9年时间。陈文全曾在生产科担任副科长，他说，此时造币的铝材都由国家调拨，生产技术由人民银行印制总公司指导，造出来的分币出厂后统一运到金库，长江电工厂只负责生产操作。长江电工厂当时主要生产1分和2分的分币，年产量达10多亿枚，利润达几百万。

这段历史中，造币最鼎盛时期是在1986和1987年。陈文全还记得，当时像自己这样的中干每月工资能够拿到100多元。

退出历史 准备扩产时市场方向突变

这次造币一直持续到1991年。陈文全说，看到生产一片红火，整个厂都很受鼓舞，同时扩大生产线，把年最高产能扩大到50亿枚。“除了1分、2分，我们还希望能生产利润更高的5分，甚至还有1元的镍钢币。”

然而，市场的风向标却就此转向，流通流域的分币开始疲软，流通量逐年萎缩。与此同时，1988年的全国涨价风让铝锭价格翻了几番，从3000元钱/吨上涨到1万多元。“当时我们测算了一下，到市场上按面值收购分币，压制成铝锭，我们都要赚钱。这意味着我们生产的分币，还抵不到材料价了。”

而在这波原材料涨价风潮中，位于现上海城的造币厂最终停产。至今，除了偶尔还压制一点纪念币之外，工厂再也没有生产过钱币。

梅松：12岁进厂，脚下垫箱子为抗日造子弹

第三制造所弹头部

梅松回忆厂里的情况。

原长江电工厂党委书记——今年86岁的梅松老人12岁时因家庭贫困，进入彼时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第二十工厂。

彼时正是抗日战争中期，这家工厂加班加点为前线生产枪弹，也屡屡遭到轰炸。尚未成年的梅松不但要应付每天长达16个小时左右的生产，还不时要和工友躲避轰炸，一度被炸弹碎片划破额头。

在战争烽火中，梅松被工厂的中共地下党员发展为积极分子，为宣传革命、保卫工厂出了不少力。

重庆晨报记者 李璐 报道

1941年，对世界战局来说，那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日军偷袭珍珠港。而对当年正好12岁的梅松来说，那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辍学进厂。

梅松并不是重庆籍贯，其父是汉阳兵工厂职员，在抗战开始后即随工厂内迁至重庆。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梅父并未前往第二十一工厂（即今日长安工业），而是被调配至第二十工厂。第二十工厂的前身为四川军阀统治下的子弹厂，卢沟桥事变后不满一个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即接手此工厂，并立即开工生产赶制枪弹以供前方需要。

第二十工厂先后并入了内迁的南京金陵兵工厂、陕西兵工厂等数个工厂。国民政府对该厂的生产能力颇为重视，先后六次征地达120余万平方米，扩建厂房及疏散区，员工增加到5000余名，该厂也跃居为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最大的枪弹生产厂。

虚报年龄进了工厂

大型工厂的特点是配套一应俱全，不仅有自营后勤，还有职工子弟学校。梅松即在职工子弟校念书，不过因为梅父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使得家庭收入日渐窘迫。梅松回忆，尽管自己才10多岁，已多次到父亲工厂为一些请假的工人代班以挣得薪水。

梅松当时的身高超过同龄人，所以尽管才10多岁，已经可以蒙混过关去代班，这样常常误了学业。学校的老师不明就里，认为梅松贪玩逃学，就提出要体罚他。梅松并不愿意透露家庭窘况，和老师大吵一架，索性申请退学。后来，退得的学费也交给母亲给父亲抓药了。

1941年，梅松刚刚满12岁，家里实在无法开支，就虚报年龄为16岁，经人介绍成为第二十工厂弹壳部的工人。

垫个箱子操作切割机

梅松回忆，刚上班时还是很艰辛，不仅劳动任务重，因为是新人，还得听老员工的安排。老师傅们常常要求梅松早上帮着签到，那个时候上工就要把名牌挂在车间入口，梅松只得早早起来，先趁人少时去挂师傅的牌子，再折返回来拿自己的名牌去挂。

1941年战局紧张，前线对枪弹需求颇大，工厂几乎都处于加班状态。梅松回忆说，当时正常的白班时长达12个小时，一般晚上还需要加班两个小时。每个月厂里要生产数百万发的枪弹。这种紧张的生产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梅松之后被调到手枪子弹部，因为年龄小，并未给他安排固定工位，哪个地方缺人手他就立即补上。梅松还记得当时操作切割机，因为开关把手太高自己够不着，脚底下要垫个箱子才能操作。

一人收入能养活全家

虽然工作辛苦，不过小小年纪的梅松已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因为彼时兵工厂的工人待遇相较于普通市民要好不少。

梅松说，当时一个工人每个月可以领到大米3斗、折合约45斤，工人家属每个月还可以领米2斗。这样一个工人家庭每个月有75斤的大米，足够吃了。平均每半个月还会领到一块豆腐，这是工厂自营农场的产品。

而每个月梅松可以领到11元的工资。当12岁的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母亲时，母亲抱着他高兴地哭了，边哭边说“儿子可以赚钱养家了”。

梅松还回忆道，抗战胜利的那个月，工厂里每个职工都领到了胜利奖金。梅松平时很节约，之前一直打着赤脚上班，拿到奖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花了10块钱买了一双皮鞋。鞋底虽然是硬纸壳做的，但是让梅松高兴了许久。除了奖金，每个人还发了一枚二十工厂的抗战胜利奖章和一个子弹模型。

工厂当时也有严格的职称体系，梅松进厂时是最低的6等6级（每等共6级），全部员工分为36个级别，在解放前夕，梅松升到了3等5级。

轰炸与反轰炸

战时的陪都重庆，是日机轰炸的重点，尤其是兵工厂。第二十工厂作为陪都最大的枪弹生产企业，自然也是重点目标。梅松说，自己就被炸弹的碎片划伤过额头，鲜血直流。

不过，工厂准备了极为有效的防空措施，让生产在抗战中从未间断。在梅松进厂两年后，厂里竣工投产的山洞厂房已经多达16座，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主要产品设备及自备发电设备都安装在洞内。

梅松回忆，工厂警卫队下辖有一个高炮分队，装备有高炮、高射机枪等防空武器，驻防在工厂的制高点双峰山上，使日机不敢轻易飞临工厂上空。工厂还设有防空服务队，建有防空洞20余处，可容纳人员4000余名。

不过在梅松进厂前一年即1940年，日机投放的炸弹曾命中工厂疏散区及正在长江水面运输的船只，造成一些设备、厂房被毁，运货的木船被炸沉一艘，死伤数人。

帮助厂里的地下党员

因为工作任务很紧，梅松很少有机会出门，一般都是通过贴在厂里公告栏上的《中央日报》和《世界日报》等来了解战局动态。

抗战胜利后，梅松16岁，刚刚成年的他已经有机会接触到潜伏在工厂里的中共地下党员。梅松回忆说，这名地下党员叫黄志玄，也是厂里的一名工人。梅松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其父早就与对方有过相当多的接触，以至于对方会直接找到他来帮助做一些事情。

在后期的接触中，梅松了解到黄以前为八路军，被组织派到重庆潜伏，在兵工厂里担任钳工。梅松说，黄常常有空就溜到其车间，与他谈话交流，并灌输一些进步思想。

最开始，梅松只是帮着黄在工厂里做一些类似于传递《新华日报》这样的工作。后来帮着黄张罗厂里的读书会，利用开会读书的名义，黄在厂里发展组织。再后来，黄要求梅松做的一些事情开始更加危险，比如黄让梅松借工作之便，把其车间的子弹配件偷出来交给他。梅松回忆说，当时知道黄是用这些配件拿去组装子弹，听说是送到华蓥市给游击队了。梅松还亲自见过黄做了一个装配弹头的工具，这在当时都是可以掉脑袋的事情。

后来国共双方交战激烈，黄和梅松就在厂里组织罢工。黄后来在厂里共发展了7个中共党员。

进厂需挑重物走48步石梯

第二十工厂48步梯考工录用工人的故事在很多老员工那里还有听闻，梅松说，他当年虽然没有这样去考工，但是当过观众，看见过应试者挑着重物走石梯。

第二十工厂的职工管理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模式，工厂厂长陈哲生按部队编制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以下有职员校、尉级文职军官数十名。新进人员的渠道有三种：第一种是兵工署直接调入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二种是由职员两人担保推荐的进厂工人；第三种是考工录用的工人。梅松进厂就是属于第二种。但新增工人里，大量是来自于第三种考工。

考工录用的工人数量很大，大多数是川东、川北一带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考工录用工人的方式主要是考体力，在工厂的48步梯外设考工点，应试人员挑着约200斤的铅块沿48步梯由下而上到石梯顶部，如顺利完成则视为合格录用。据说一些应试人员参加考工时累得当场吐血。

游亮：造满足不同枪支不同用户的运动弹

游亮（右）与工人交流。

重庆晨报记者 许星 报道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重庆的一批军工厂开始试制射击运动器材，其中建设工业制造的峨眉牌步枪、长安工业生产的虎头牌猎枪、嘉陵工业生产的猎枪弹，分别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装备吴小旋、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装备张山，成为中国体育界的功勋产品。

2012年，王智伟使用长江电工工业集团的“双环”牌运动弹夺得伦敦奥运会铜牌，在长江电工工业集团运动器材分厂厂长游亮看来，如今“双环”牌运动弹正逐步与世界顶尖的射击运动器材看齐，同时还要参与运动装备的国际化竞争，只有瞄准先进、走向世界，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冠军。

从巅峰到低谷

根据军工企业一般的说法，上世纪50年代，在贺龙元帅的指示下，多家重庆军工厂开始试制射击运动器材，这其中就包括了长江电工厂的运动弹。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产运动装备才开始小批量生产。1979年，长江电工组建了运动弹生产线，1981年运动弹正式拥有自己的商标——“双环”。

据多年从事运动弹生产的老员工回忆，这次“军转民”对于工厂来说并不容易。首先是国内同行北方工具公司已率先生产“三角”牌运动弹，并获得了相当的美誉度。其次就是技术储备不足。“我们一直是生产特装产品，民品的各项技术参数和标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工厂试制第一批产品时，甚至还不能自己生产击发药，第一批击发药是由当时合川一家工厂专门配置的。”

随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吴小旋用建设厂生产的“峨眉”牌运动步枪获得奥运会女子项目冠军，一江之隔的长江电工厂生产的“双环”弹也很快获得了各级运动队的认可，曾创下年销售7000万发的天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时很多省级运动队为了取得更好成绩，纷纷使用进口枪弹，这对国产枪弹是致命一击。在被迫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国内运动弹技术上的劣势又显现了出来。这段时期无疑是“双环”运动弹的低谷，在2000年最低潮时，“双环”牌运动弹一年的产量只有100万发，只占到国内市场份额的5%。

进入奥运赛场

2001年，长江电工决定从铜元局搬到茶园。企业也对产品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已经面临停产的运动弹被集团作为民品的招牌产品重新定位。

到底如何才能帮助“双环”运动弹走出困境？长江电工分析认为，运动弹必须要和优秀的枪支进行匹配才能生存，想要重塑辉煌，除了和最好的运动步枪进行匹配外别无他法。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长江电工毅然放弃了原来与国内枪匹配的技术路线，而是改盯当时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安舒兹运动步枪。

2002年，借助北京申奥成功的东风，长江电工抓住机遇，全面实施“奥运会射击比赛专用运动枪弹研制项目”。经过6年不断完善，长江电工生产的“双环”运动弹各项质量指数均已达标，终于可以与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安舒兹运动步枪以及帕丁尼、默里尼运动手枪等进行匹配。北京奥运会上，世界冠军张鹏辉、刘忠生使用“双环”弹出战男子25米手枪速射项目，让“双环”进入北京奥运会的赛场。

北京奥运会后，长江电工持续优化产品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双环”运动弹的产品性能。同时，工厂还开发出了步枪比赛用的平头运动弹等系列产品。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使用“双环”运动弹的王智伟为中国代表团摘取一枚铜牌。

参与国际竞争

游亮说，目前在国内专业射击队的口径运动弹装备中，长江电工的“双环”牌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做了一个规划，准备在未来的7到8年时间做到年销售上亿发运动弹，而增量大部分来自于国际市场。”游亮说。

2014年，长江电工拿到了自营出口权，而同样是在去年，长江电工首次实现了自营出口。

除了提高销量，游亮认为，增强产品的国际化视野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长江电工生产的某口径的运动弹主要供专业竞技比赛训练为主，但是在国外，这种口径衍生出来的产品很多，比如说专门用于娱乐、狩猎等。公司目前根据国际市场需求，正抓紧研发系列产品，以满足国内国际不同的市场需求。

游亮认为，奥运赛场仅仅是“双环”牌运动弹的一个展示平台，他们要做的是通过持续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更多地参与国际化竞争，满足不同枪支和不同用户的使用要求，只有这样，“双环”牌运动弹的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