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生态扶贫搬迁 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城口县岚天乡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通讯员 刘恒旺 摄
8.2万平方公里的重庆境内，高山林立、沟壑纵横，散居在高寒深石山区的贫困群众，行路、吃水、上学、看病、安居、致富，无一不难，脱贫之路格外“难走”。
2013年起，我市启动新一轮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计划用3年时间搬迁50万人，为贫困群众斩断穷根。
眼下，限期将至。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到底给高山农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未搬迁的人，下山还存在哪些实际困难？半个月来，带着种种疑问，记者深入渝东北、渝东南贫困山区，一探究竟。
农户搬下山富起来
生态搬迁的三大效应
8月3日，记者来到云阳县采访。车出云阳县城，蜿蜒穿行于山间，约莫一个半小时后，一排排仿真茅草瓦盖的新房出现在崇山峻岭之中。
这是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乡歧山村，是该县依托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而打造出的乡村旅游避暑明珠。短短几年，村里已有162户农家乐，接待床位达到3000多张。
“大山农家”是这些农家乐中的普通一家，老板李秀国一家3年前从高山上搬迁下来时，向别人借了20万元，建起了这家有10个标间、3个单间的农家乐，房子位于龙缸景区与岐山草场中间，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他引来滚滚客源，仅3年时间，20万元基本还清。
过去在山上，李秀国家没通电、吃水靠肩挑；孙子到乡里上小学，天还没亮，就得打着手电筒出发，下午放学，晚上才能到家；家人生个小病，就自己扛过去，病情加重了，只能拿木板抬下山医治；家里做饭，只能种啥吃啥，连着10多天吃土豆、红薯是家常便饭，“树挪死、人挪活啊！”老李止不住感叹，“换个环境，收入渠道多了，生活方式变了，接收的信息大不一样了。”
县扶贫办副主任李显平告诉记者，歧山村处于云阳县最南端，紧邻湖北利川，是云阳最贫困的村之一。县里看准了龙缸景区开发带来的机遇，在搬迁时规划靠景区安置，并按照农家乐标准修建新房。这几年，龙缸景区成了“香饽饽”，村民收入也水涨船高：有条件开办农家乐的村民，户均收入达到5万-8万元；没劳动能力的人，就把房子租给别人来搞，年租金也有2万-5万元。
人居环境改善、收入渠道多样、收入显著增加——这是生态搬迁直观的民生效应。
酉阳县丁市镇丁市村支书邱跃武坦言：“过去村里没啥产业，原因在于土地比较分散，集中度低。而现在，利用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有土安置的机会，村里流转了200亩土地给268位搬迁农户，集中发展柚子和李子，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产业。”
村民侯德毛憧憬着以后的收入：每株柚子挂的果可卖300元，一亩80株树就是2.4万元；100亩可以卖到240万元，其中合作社占八成约192万元，两成供村民分红约48万元。算下来，自己家里3口人，每年分红就有5000多元，再加上平时打工80-100元/天，“一年怎么也有两万元收入，比过去强多了！”
市扶贫办主任刘戈新说，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后，许多有土安置的地方，以集中租赁、流转土地的形式发展产业，让贫困农户增收有了“主心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也有利于土地经营向集中化、规模化转变。
因为集中，所以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实现了扶贫资金的高效使用。巫山县官渡镇万梁村用1130万元实现了整体搬迁，其中建房580万元、街道硬化275万元，土地及荒山流转、供电、供水、排污145万元、其他130万元。而如果就地扶贫，万梁村到镇上有15公里路，按每公里60万元计算，仅实现道路通畅就要900万元，其他村级道路、人畜饮水、卫生室等建设费用亦不菲，“很可能资金翻倍也打不住。”该镇经发办主任谭明存说。
此外，从环保角度而言，一个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三口之家，每年砍柴量约7500公斤，这对环境大为不利。而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渝东北、渝东南地区，承担着涵养生态、保护水源的重要功能。因此将高山偏远地区群众迁出，降低地区人口容量，可以修复和改善生态功能。
搬迁贫困户占比不足五成
“硬骨头”亟待啃下
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在实现诸多好处的同时，其困难与挑战也在逐渐显露。
市扶贫办数据显示，目前，我市已有46万人通过搬迁住进新居，其中贫困户约占45%——更多贫困户因为资金等问题还没搬下来。
奉节县太和土家族乡位于七曜山尾脉，与湖北省恩施市板桥镇相连，境内高山连绵，坡地多平地少，绝大多数村民只能种植传统的“三大坨”，增收困难重重。
“做梦都想搬出大山，但钱凑不拢。”该乡尖山村村民陈宏一脸苦涩。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账：家里4口人，房屋大约要100平米，按照600元/平方米算，需要6万元，而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按照8000元/人的标准进行补助，4个人3.2万元，还有2.8万元的缺口，“我有胃穿孔病、老婆精神有问题、我妈年纪大了没什么劳动力，家里就靠着两亩包谷、洋芋糊口，从哪里弄这2.8万元啊？”
搬迁配套的“菜园地”也是一大困难。云阳县龙角镇新立村支书冉险峰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些农民虽然出去打工了，土地荒着，但你要他拿出来给搬迁下山的农民种，那是万万不肯的。因此，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开展3年来，新立村只搬迁了六七户人，其他农民在观望、犹豫，“因为在山上还有地可以种，搬下来后如果没地，日子就恼火了。”
79岁的陈宗文是搬迁的少数人之一。搬迁前因为有地可种，生活尚可，而搬迁后因为没了土地，到老房子种地的话，来回要50元摩托车费，所以没了生计，再加上身子骨也不比从前，老两口反而成为了建卡贫困户，现在全靠低保、养老保险的钱生活。
如果不搬，就地扶贫如何？“唉，难度大！”冉险峰叹气道。新立村200多户人，散居在6平方公里的山上，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0来户人家，水、电、路等各项基础设施都要到位，谈何容易。记者坐着冉险峰的面包车上山，5公里平整的村级公路走完，余下半小时，是坑洼不平的石块路。车行其上，像在“耍醉拳”，“光是硬化这条路，就要500多万元。所以，我们也只有想办法引进业主，在山下流转土地，这样才能吸引农民下山。”
对山上的农民来说，下山，是一致的期待与意愿；但从实际工作出发，扶贫搬迁，需要先易后难，最后还留在高山上的，恰恰是最贫困的困难户。
“输血一阵子，造血一辈子！”
“办法总比困难多，特别是新一轮扶贫攻坚，更要迎难而上。”刘戈新说。
在他看来，对于居住在高山深石、土地贫瘠、地灾多发地区的贫困群众而言，一方水土已难养一方人，而生态搬迁是斩断“穷”根的最佳办法。
那么，深度贫困户如何搬？
“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来兜底。”市扶贫办资金计划处处长周松介绍，从今年起，市里实施了差异化的补助政策，将深度贫困户的搬迁补助从8000元/人提高到了1万元/人，计划在50万人搬迁完成的基础上，再用3年时间搬迁30万人，其中贫困户21.3万人。
一些区县也开始自行探索。以巫山为例，经过统计，该县大约有6000多人的搬迁需要政府兜底。除市里给的补贴外，县里再给每一户深度贫困家庭配套3万元搬迁资金，在此基础上再给予5000元/人的补助。如此一来，一户3口之家的贫困家庭，可以获得约7.5万元的搬迁补助，以每人30平方米、每平方米800元建房标准计算，7.5万元足够支撑建房费用，而入住需要的装修、家电等花费，则由对口帮扶单位来解决。
巫山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预测：用于兜底搬迁的这部分资金，3年共计1亿元左右，其中县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再整合部门、帮扶集团资金2000多万元，应该可以将资金窟窿堵上。
搬迁后如何做到“稳得住、能致富”？
开县满月乡党委副书记刘本祥说，移居山下后，要想不再重复贫困厄运，只能打破传统生产方式的“死循环”，在产业选择上下功夫。
满月乡是这么做的：利用高山气候，动员一部分搬迁农民发展避暑纳凉农家乐，使他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他们闲置的土地，则由乡里出面进行承包，给其他搬迁下山的村民种植中药材、高山蔬菜和养殖山羊，而这些农产品又上了农家乐的餐桌，就地变成了商品，成为当地避暑经济供应链上的一环，让离开了土地的搬迁群众不为生活犯愁——2014年，满月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505元，比2011年增加了64.6%。
周松坦言，眼下，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已进入啃“硬骨头”阶段，政策兜底搬迁是“输血”，而解决后续发展是“造血”：“我们所有的政策创新，都将围绕增加贫困群众就业机会，提高其创业、就业能力来进行。总之一句话，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真正使他们迈上致富之路！”
记者手记>>>
搬迁只是开始 扶贫仍需努力
重建设轻管理，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记者在采访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时，也看到了这种现象。
个别地方，集中安置点建得漂漂亮亮，但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灰尘漫天，凡此种种，多是管理缺位的表现。
固然，这些现象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搬迁下山的农民，但不能苛责。因为从大山中走出来已属不易，要融入当地的生活环境，融入小城镇生活，改变常年来的生活习惯，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村支两委加以引导，更需要从村规民约上加以约束，而不能建完房、搬完家就听之任之、撒手不管。
生活上的管理只是一方面，生产上的管理则更加紧迫。采访中，搬迁后续扶持被反复提及。搬迁群众，除了最传统的耕作技能外，大多缺乏多样的生存技能和更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才导致了搬迁上的犹豫不决。扶贫先扶智，对这部分群众的培训，应从一开始就配套、同步展开，不光传授生产生活技能，还要让他们初涉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对市场规律有基本的认识，从而为发展特色种养业做准备。只有这样，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让生态搬迁工作更高效、有序。
高山生态扶贫搬迁，不是一“搬”了之，更重要的是要使搬迁户们有美好的未来。搬迁只是开始，扶贫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