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拾荒校长”半个多世纪捐资助学超100万元
四月二十四日，铜梁区人民医院，由于听力衰退，吴定富只能通过小黑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首席记者 崔力 摄
“看到学生因家庭贫困辍学，就想帮帮他们。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怕家人埋怨，那些感谢信都当废纸卖了。” ——吴定富
铜梁区东城街道全兴社区88岁的老人吴定富，有24年都在捡垃圾。
捡拾的钢筋、纸板、塑料瓶……时常就堆放在家里，一周到废品收购点卖一次。
不下雨的清晨，吴定富会在5点过出门，带着夹钳、塑料袋或蛇皮口袋，开始一天的步行捡垃圾。
早出晚归，吴定富也从不锁门。
老人说，身无长物，心底无私，又何需锁门！
“用钱的地方，可多着呢”
推开不上锁的门，走进屋里，有裂痕的地砖在脚下“嘎吱”作响。
门框上有多处破洞，像老人瘦骨嶙峋的双手上长满的老茧。
老人捡拾回来的垃圾，堆得满屋都是，却并不凌乱。
卧室堆满了书报，一台21英寸的旧电视，就是吴定富最值钱的家当。
床下两口旧木箱，装下了老人的全部衣物。
客厅的一角，用布帘隔出了一间卧室。那是老人上初中的孙子，节假日回家时的居所。
5年前，吴家老屋因征地拆迁，老人租下了这两室一厅的房子暂居。租金，每年6000元。
时常，全兴社区的居民会在暮霭沉沉时，看见老人扛着满满一袋废品回家。
老人极少与邻居们交流。
吴定富已失聪15年。
耳不能听，眼还能看，嘴还能说。向老人提问，可通过纸笔。
离着老人租屋约300米的地方，金泉街废品收购点已开张24年。
从废品收购点开张的那天起，老人就加入了拾荒的行列。
废品收购点的老板陈久明用纸笔劝过吴定富很多次：“都这把岁数了，莫捡(垃圾)了。”吴定富的回答几乎千篇一律，“用钱的地方，可多着呢！”
“他个人认真点，不就考起了”
其实，吴定富不缺钱。
退休前，他是铜梁石虎小学校长，如今每月的退休工资有4000多元。加上全年各种补助17000多元，老人年收入超过6.5万元。
可这些钱，老人自己不用。他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成年后也基本没用着。
子女们管着老人的衣食。吴定富常说，“我把你们养大，吃你们是应该的。”
除了钱“看得紧”，在大儿子吴启国的记忆里，父亲“不近人情”的事，还有不少。
今年57岁的吴启国，17岁高中毕业就出门打工，赚钱养家。
19岁时，镇上征兵。
“或许因为当时武装部长是父亲教过的学生，所以我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前六道审核，只要通过第七道审核，就能参军入伍。”吴启国回忆道，事情被吴定富知道后，他不仅不让吴启国去参军，还到武装部把当时的武装部长教育了一番。
小儿子吴启伟报考铜梁师范学校时，差半分未被录取。
许多人劝吴定富去走走关系，“好多都是你的学生，说句话就行。”可吴定富坚决不去，还说，“他个人认真点，不就考起了！”
对自己的子女有些“苛刻”，可每逢春节，左邻右舍成绩优秀的孩子会收到吴定富给的压岁钱。
钱不多，二三十元。
可这些钱，曾让吴定富的几个孙子艳羡不已。因为他们自己，要考试成绩优秀拿回奖状，爷爷才会拿钱奖励。
去年，吴启国的大儿子买房，找爷爷借了两万元。打借条，盖手印，一样都不能少。
可吴定富的子女对老人却没有怨念。“老汉养大我们，教我们做人做事，已经尽到他的责任了。赡养他是我们该做的！”吴定富的几个子女，经常会回家看望老人。
老人年事渐高，小儿子吴启伟辞掉在浙江的高薪工作，回家照顾老人。一家三口，与父亲同住。
“读书是好事，读了书才会有出息”
那么，吴定富的钱用到哪儿去了？
“我的钱是国家给的，用不完，我要还给国家。”每当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吴定富总是如此回答。
但在2013年以前，没有人知道吴定富的钱用到哪儿去了。
“他个人的钱他自己用，我们也不过问。”吴启国说，就连母亲，在去世之前都不知道吴定富的钱用来做了什么。
吴定富隐藏的秘密，因为一封信，逐渐浮出了水面。
5年前，因吴家老屋征地拆迁，寄给吴定富的信，一封封寄到了全兴社区。这些信，都由曾在全兴社区工作的吴启国代为转交。
偶然一次，吴启国拆了一封信，“合川红十字会转寄的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多年的捐助。”
4月底的雨，越下越大。如今在铜梁一家公司当保安的吴启国看着窗外的雨，喃喃自语：“他的钱，都捐出去了。”
3年前，吴定富的同事邹光济，在病逝前向吴启国提及了吴定富捐资助学的事。
早些年，吴定富经常向邹光济打听，哪里有需要捐助的对象，而且叮嘱不想让人知道。邹光济就向吴定富介绍了合川红十字会和几所学校。
经过全兴社区信息搜集，吴定富曾有以下捐助：全德小学六一儿童节捐款，每年3000元连续6年；定向资助3个本科大学生，每人每学期5000元累计12万元；汶川地震捐2000元……
越来越多的信息汇聚起来，显示吴定富自1950年任教起，就时常为学生垫付学费。
石虎小学，如今已闲置。偌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只有几十年前吴定富亲手栽植的黄葛树、洋槐等郁郁葱葱。
胸径逾60厘米的黄葛树下，50岁的梁昌明说，老校长是他的恩人。
少时家穷，梁昌明面临辍学，“老校长几次到家里劝说父母，还答应给我减免学费。”
后来才知道，减免的学费是老校长垫付的。学校里许多家境贫寒同学的学费，都是吴定富从微薄的工资中一点点抠出来的，“老校长经常教导我们，读书是好事，读了书才会有出息。”
全兴社区党委书记陈天伦算了笔账，不包括24年捡拾垃圾变卖所得，他捐资35年退休收入，再加上退休前多年的捐资，实际金额已超过100万元。
这些事情，吴定富从未向任何人提及。
老人长期资助的3个大学生，毕业后已经工作。老人从不透露3个人的一点信息，连电话也不会打一个，“都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打扰别个。”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不搞那些封建迷信”
近来，吴定富更多的时候，是在医院里。
心脏二、三尖瓣关闭不全及双肺间质性改变、双侧胸腔积液等，让他4月2日住进了铜梁区人民医院。
4月10日，吴定富从医院“失踪”了。
吴启伟四处找寻，在施工中的全蒲路沿线找到了正在捡拾垃圾的父亲。
原来，吴定富觉得生病住院闷得慌，是在浪费钱财、时间，“我都88岁了，还有几年活头？就别浪费钱了。”
可4月23日，吴定富吃不下饭，满脸通红，呼吸急促，再次住院。
24日，重庆日报记者冒雨来到铜梁区人民医院采访吴定富。
住院部13楼34床，病床上的吴定富满头白发，身体瘦削，思路却依然清晰。
“我如果死了，不要做道场。一切从简，我是共产党员，不搞那些封建迷信。”老人对前来探望的社区干部、侄儿吴启友交代着。
十几年前，老伴郭秀祥去世，吴定富就坚决不准做道场，哪怕大儿媳跪下苦苦哀求。
“从小兄弟姊妹多，经历过食不果腹的灾荒年代，啥苦都吃过。”病房里，吴启友蹲在病床旁，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向老人提出问题，老人一字一句回答着，“看到太多学生因家庭贫困辍学，就想帮帮他们。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怕家人埋怨，那些感谢信都当废纸卖了。”
老人用捐助的方式，把“用不完的钱，都还给了国家”。老人还说：“邹光济死了，这几年不知道捐给谁了。还剩了5万多元，要想办法捐出去。”
老人打算去世后捐赠遗体，他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如留下这个身体做点有意义的事。”
此时，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他连身体都不肯留给我们……”有人在现场打通了吴启伟的电话，电话里，在西安出差的吴启伟已泣不成声。（记者 周勇 陈维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