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书信背后关于老重庆的人和事
上世纪40年代位于白沙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白沙镇综合文化站供图
2019世界集邮展览现场。 重庆邮政协会供图
陕西路上的瑞康钱庄老板彭加谋收到的书信。记者 黄琪奥 翻拍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谭涟佑寄出的信。记者 黄琪奥 翻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苏葆桢写的信。记者 黄琪奥 翻拍
6月11日至17日，2019世界集邮展览在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全世界85个国家和地区的4683框集邮展品精彩亮相，其中，由重庆邮政协会选送的家书集《重庆家书文化集萃(1922——1932)》也在此次邮展中展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
事实上，就在今年3月举行的中国2019世界邮展家书选拔展中，《重庆家书文化集萃(1922—1932)》和另一部重庆邮协选送的《西南大学书信记忆》，就从众多候选展品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一封书信，一段历史。作为记录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重庆社会生活的变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西街
14家钱庄竞争激烈
今日因与晴兰，恭生在适中楼十三号，业已入座，请驾速来该处。火速！火速！此致加谋兄升即刻，忱丹启
——节选自《重庆家书文化集萃(1922-1932)》中瑞康钱庄老板彭加谋收到的书信
从轻轨10号线小什字站走出，记者来到陕西路，和附近的中兴路、新华路比起来，这里稍显落寞。
“《重庆家书文化集萃(1922—1932)》(以下简称“《家书文化》”)中收录的11封书信，主要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西街(今陕西路)上各个商家之间的往来通信。” 《家书文化》编者杨丕雄告诉记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当时担任瑞康钱庄老板的彭加谋收到的三封行业书信，其中有一封的信封上用毛笔写着“送陕西街瑞康宝号”的字样，证明瑞康钱庄地处陕西街。通过阅读这三封书信，可以了解当时商人生存的状况。
“由于史料匮乏，彭加谋究竟来自于哪里，瑞康钱庄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已经无法考证。”杨丕雄说，但从现有的三封书信来看，彭加谋的瑞康钱庄在当时有着“中国华尔街”之称的陕西街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随着重庆开埠，棉货、呢绒、金属、杂货四大类40多个品种的货物，通过长江水运从下半城进入重庆。”杨丕雄说，大量洋货的进入，推动了重庆长江沿岸码头附近工商行业的发展，大量钱庄、银行就集中在陕西街上，仅钱庄就有14家之多。这样的状况下，钱庄之间的竞争自然不可避免。
当时的钱庄主要靠什么竞争？“主要还是靠人脉和资本。”杨丕雄说，比如这封信，就是一个叫忱丹的人请彭加谋到适中楼一聚。“当时的重庆金融界，人们习惯在酒楼吃饭后，再在麻将桌上把生意或关系协商好。信中所提到的适中楼是当时重庆的大酒楼，也是金融人士的聚会之所。”
除了广交人脉外，钱庄的资本雄厚与否也是当时能否在陕西街立足的重要因素。在另一封由四川潼川(今四川三台)的谢寿蒿、石明忠写给彭加谋的信中，就记录了彭加谋为扩充钱庄资本所做的努力。“彭加谋在上一封信中，明确提出希望谢寿蒿和石明忠能入股瑞康钱庄，扩大钱庄规模。但在这封书信中，谢石二人以‘号事繁冗，应酬较繁，费用成入不敷出之势’为由，拒绝了彭加谋的提议。”杨丕雄说，虽寥寥数语，但依然可以看出当时钱庄的激烈竞争。
记者在这些往来书信中发现，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当时陕西路的商家都相当注重诚信。《家书文化》收集的另一封由陕西路渝城富临泰绸庄寄往荣昌详裕号的书信中，不仅详细标明了商品的颜色、包装、数量、价格等内容，还附上了承运人、结算办法等信息，体现了当时渝城富临泰绸庄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
上世纪40年代的西南大学
学生写信抱怨没上数学课
您上次的信已收到好久了，我们的功课比以前稍感紧张，唯数学至今仍未上课，这对于我们有妨碍，我们正在焦急等待……
——节选自《西南大学书信记忆》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谭涟佑的书信
从解放东路出发，记者驱车来到江津白沙新桥。
“相比于《家书文化》，《西南大学书信记忆》中收录的书信可谓见证了西南大学的前世今生。”该书信集编者刘波介绍。
据了解，《西南大学书信记忆》以西南大学校址变迁为线索，通过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该校学生和老师寄出的10余封书信，展现西南大学悠久的办学历史，以及师生们克服困难，从容面对生活、钻研学术的精神。
“在这些时间段中，最为艰难的莫过于1940年到1946年的白沙时期，而这几栋民房就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旧址。”在白沙新桥，刘波指着附近山坡上的几栋民房说，彼时，国民政府考虑到西南地区教育资源较为薄弱，全国又缺乏专业的女子高等学校，就于1940年11月在江津白沙创立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和后面的几所学校比起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无疑是幸运的。”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表示，时逢抗战，众多学术名流云集江津，故老师都是胡小石、魏建初、卢前、吴伯超、台静农、唐圭璋等学术名流。
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这些名流并没有降低对学生的要求。“一位学生就曾在信中提到‘各科先生们都是我们意料不到的那样子，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理想’，虽只有寥寥数语，但已可以感受国立女子师范教学的严格。”任竞说。
记者还了解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相当重视学科建设。“最初，学校只开设了教育、国文、理工、英语等7个专业。”刘波说，这样的专业设置引发了不少学生不满，一位叫谭涟佑的学生就曾在信中抱怨没开数学课，但在这封书信寄出后不久，学校就开设了数学专业，满足了学生们的需求。
上世纪70年代的苏葆桢
为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修改画稿
本月初学校课刚上完，又接省里通知于11月15日到成都集中为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设计画稿，大约要搞一段时间。
——节选自《西南大学书信记忆》中苏葆帧的书信
“在这些书信中，除了收录普通人的家书外，还收录了不少名人书信。”刘波说，其中著名国画家苏葆桢于1979年11月27日所写的一封信，透露了他为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设计画稿背后的故事。
时光回溯到1979年10月，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苏葆桢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正准备回家休息，突然，身旁的电话响起。在信中，苏葆桢简洁地讲述了这件事。
“那个电话的内容就是让父亲到成都集中，为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设计画稿。”苏葆桢的儿子，现任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甦介绍，根据信件的内容推测，这封信应该是父亲当时写给某地一位博物馆或者画馆负责人的。
苏甦告诉记者，其实早在这封信之前，苏葆桢就与人民大会堂四川厅颇有渊源。“从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就经常到北京为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设计画稿，而写于1979年的这封信虽然说的是设计画稿，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父亲应该是前往成都，对之前的作品进行修改和翻新。”苏甦表示。
“虽然这封信里并没有提到设计画稿的艰辛，但父亲为了这些画稿真是呕心沥血。”苏甦说，有一次父亲告诉他，因为“大画”(四川厅的艺术作品)实在太大，画纸只能铺在地上，他们都是蹲在地上进行画稿设计。由于蹲的时间太长，导致左脚大拇指失去了知觉，他只好在北京找了中医进行针灸治疗。
“虽然艰苦，但父亲依然从中找到了不少快乐。”苏甦说，父亲曾告诉他，当时设计“大画”很辛苦，但也结识了很多全国著名的画家，并和他们成为了挚友。
苏葆桢先生和这些画家真挚的友谊也在这封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书信内容来看，当时父亲对前往成都还有点兴奋。”苏甦说，父亲在信中写道：“8月间在北京曾与曾晓浒同志住在一个招待所。”“这次在一起的还是夏天那些同志，又增加了四川美院的冯建吴和李文信老师，吕老(吕林)和岑老(岑学恭)我都带您问好”……寥寥数笔，展现了名家之间的情谊。
书信摘登
今交唐香亭挑来禾杂货壹担，细白布贰疋，共重118，该夫在渝领用去钱2吊4，如至荣时除渝用之外请共付下脚钱4吊9，请登敝帮表录2吊4之数……货物从速买妥，殊弟方能去渝，才阅贵号之信，方知其情，此货稍缓几日，急能照单购入寄上，决不有误。
——节选自《重庆家书文化集萃(1922-1932)》
解读：这是一封描述重庆大帮信局和荣昌祥裕号两家商行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业书信。通过阅读书信内的发货单，可以了解当时商号之间的支付方式，而最后提到“急能照单购入寄上，决不有误”，则体现了两家商行的契约精神。
商事务所徐委员执票计生洋壹佰元……今午始收……急用西绸白色6疋小记目前无货，敝帮皆然小记，西绸本月底定攏，侯攏即交曾足肩上以应……
——节选自《重庆家书文化集萃(1922-1932)》
解读：这是1922年重庆世盛荣商号与荣昌祥裕号之间的一封平信，主要交代了“商事务所徐委员”将100银元成功存入祥裕号的资金账户之中，对荣昌方面急需的6疋白绸货物亦给予答复。通过阅读该此信，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当时大额货币是以银元的方式进行流通，还可以了解虽然处于军阀割据时期，但重庆和荣昌两地的交通并没有中断。
我仍日以继夜在赶写动物志，整天和天牛标本打交道，十分枯燥乏味，完工之日，好大大放松一下，以恢复体力。
——节选自《西南大学书信记忆》
解读：这是著名昆虫学家蒋书楠1994年在他80岁时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从信中可以看出老先生笔耕不辍，坚持撰写动物志的精神。
编后》》
铺一张白纸，写一封信札。小小书信，承载着历史的温度。
在老重庆陕西街商号之间来往的书信中，我们读到了诚信；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的书信中，我们读到了当时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在国画家苏葆桢的书信中，我们读到了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
书信文化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无法称量，也无法估价。它的背后，是情感、是历史、是社会变迁，也是一种满含仪式感的庄重。它承载了中国人的生活体验、情感历程和精神之旅，承载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前行发展的基因。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书信这一形式的传承更应该为人所重视，其所蕴含的情感，更应该意味深长、笔墨余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