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 | “天府可乐之父”李培全：我和天府可乐的情缘 与改革开放年份一样长
天府可乐生产线。
李培全和天府可乐合影。 上游新闻记者 刘力 摄
1982年天府可乐生产线上的工作人员。
老包装的天府可乐。
九龙坡区渝州路一个普通的小区，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老人正在院子里浇花。最近他生了一场病，步履略有些蹒跚，但精神状态非常好，炯炯的眼神，不俗的谈吐，隐隐透露出他不平凡的经历。
他叫李培全，今年80岁，是“天府可乐”创始人。他摩挲着手里一瓶红白相间的天府可乐，目光饱含深情，像是在凝视最心爱的孩子。他与这瓶可乐的缘分，恰好始于四十年前……
求新求变劲头让他留下
1978年8月31日，从部队转业的李培全乘坐“闷罐”火车抵达九龙坡火车站。一辆“山城”大货车停在跟前，不由分说，把他和家当拉到了重庆饮料厂。面对灰尘遍地的土路，破旧得像是手工作坊的厂房，玉米渣池发出的臭味，他有些厌恶地扭过头。
这个厂刚由重庆冰厂汽水车间演变而来。李培全专业是车辆管理，虽说给他的职位是厂长，但面对这个只有200多人、又破又旧的厂，以及不搭边的专业，李培全有些“赌气”地在家里待了18天，希望组织上能重新安排。
没想到在这18天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他去厂里四处转了转，惊讶地发现似乎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这个简陋的厂区肆意生长。后来他明白，这是职工们求新求变的强烈欲望。职工个个精神饱满，腰身挺拔，眼神里充满期待和热忱。虽然身上的工装洗得发白，但都一尘不染。
“这帮队伍不得了，来劲！”这种劲头彻底感染了李培全。他寻思着，去条件好的单位固然不错，但容易安于现状，无所作为。这里虽然艰苦，却正是创业的好地方，能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去做事。有这么一帮人，有这么一股劲儿，肯定能出成绩！于是，他正式接手厂长职务。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第一个深刻体会：开放的动力在哪里？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李培全近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大家都铆足了劲，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高喊——“干大事的时机来了！”
放出“狠话”寻求变革
当时重庆饮料厂设备落后，品种单一，产品只有两种：一是青鸟汽水，一是玉米加工的饴糖。
怎样才能把这个1936年就诞生的老厂做活、做强？
李培全深知，既然赶上好时机，就得想法子寻求出路，为企业求生存、求发展。1979年，他带了几名骨干去省外大城市考察。
在北京，为节省旅馆费用，他和同事就睡在一个澡堂子里。他们白天在街上“闲逛”时，被可口可乐显眼的商标和诱人的广告吸引住了。那一年，可口可乐刚进入中国市场，只有北京特定商场和酒店有售。在一个知名大型百货公司，他买了一瓶可口可乐。
那是李培全第一次喝可乐。他抿了一口，慢慢感受可乐在舌尖蔓延的味道。一个想法蹦出来，这种可乐，咱们也能生产！
在青岛，他参观崂山汽水厂刚通过补偿贸易从德国引进的一条全自动汽水灌装线，大开眼界。在上海正广和汽水厂，学习经营管理，对市场前景心里更有底了。“想想未来市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饮料需求一定会大增，肯定是朝阳产业！”
回重庆后，厂里组织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商讨做大饮料的变革之计。“一百多名职工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工厂发展大计，你一嘴我一句，都踊跃得很，那种热情简直难以用语言去描述！”李培全回忆。
由于认识水平的差异，一开始，反对声占上风，很多人认为没必要冒险。李培全陈述了目前的危机和变革的前景，并放出“狠话”，“如果改革五年后，还做得不好，我自罢厂长职务，退还五年所领的全部工资！”换来的是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人才匮乏，全厂只有两名大学生，几个人成立了科研小组，热情很高，仅用三个月时间就调配出一种汽酒，取名为“芸香汽酒”。那时大众还未接受啤酒口味，称之为“泔水”，于是这种低度酒受到市场欢迎。接着“巧克力香槟”问世，更是畅销，占了全厂利润的一半多，奠定了以后天府可乐研发的经济基础。
李培全亲自将一台十四英寸彩电送到“巧克力香槟”研发技术员姜永煌的家中，作为重奖。第二天《重庆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这条消息，引起震动。此后，自荐信和上门求职的知识分子络绎不绝，不到一年，厂里就引进60多位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
独辟蹊径用白芍做可乐
1981年初，全国鼓励开展对白芍的研究综合利用。
李培全很熟悉这味中药，小时候家里就种过，开花时漫山遍野红的白的煞是好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制食之毒 莫良于芍”，就提到了白芍的解毒功能。
他陷入沉思，为什么不独辟蹊径，把中药和饮料结合？既能解渴，又对身体有益。
李培全立即跑去位于黄桷垭的四川省中药研究所，这是全国8个接手白芍研究任务的研究所之一。经过几轮谈判，双方达成合作协议，研究所负责药理研究，重庆饮料厂负责生产饮料。那时候，大家都想着怎么样把事情做好，也不计较报酬。李培全记得，只花了2500元科研经费。
李培全明白，可乐型饮料在全球有两大超级巨头，中国自己的可乐要在市场上占一席之地，必须具备特色和技高一筹的定位。于是他向科研组提出三个目标：一是利用国产中药，真正具有经得起检验的保健作用；二是口感和风味上，必须达到国际可乐型饮料的标准；三是全部选用国产原料，才不会受制于人。
因为可乐经历了两次大醉
科研人员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对药的利用很讲究，既要保健，又要安全无毒。
李培全平时是个相当克制的人，但在那一年，他喝醉过两次，也是这么多年来仅有的两次酩酊大醉。
第一次，做大白鼠对比实验时，一组大白鼠喝天府可乐和黄曲霉毒素，另外一组大白鼠喝黄曲霉毒素和蒸馏水。检验结果是，喝蒸馏水的大白鼠很快就死了，喝天府可乐的那组活蹦乱跳。经解剖发现，前者肝脏严重发黑坏死，后者肝脏完好无损。
这个实验太有说服力了！说明天府可乐确有抗黄曲霉毒素的解毒作用。黄曲霉素是什么？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1类致癌物的剧毒物质，极容易在玉米、大米、小麦、豆类、肉类这些食品中产生。
他们的目标达到了！李培全和在场科研人员高兴得跳了起来。当晚，他们在黄桷垭喝得烂醉。
经过数百次反复实验，1981年12月，含有中草药植物草本成分的天府可乐配方终于研制出来了！以白芍为主，含有地黄、当归等11味中草药成分。
这个名字源于“天府之国”，大气，好记。
“天府可乐”这四个字，并不是电脑设计上去的。他专程去合川找“周猴子”——画猴子很出名的著名书画家周伯溪先生亲笔题字书写，苍劲有力的笔锋，映衬出华夏书法艺术的深厚功底，也向世人彰显天府可乐是中国人自己的可乐这一重要的民族情结。
1981年12月16日，重庆市科委组织知名中医药专家和食品饮料方面的权威人士进行评定，得出的结论是“基础研究扎实，实验数据完整可信，产品标准达到国际可乐型饮料先进水平，完全可以投放市场！”
“天府可乐的”正式诞生了！拿到第一瓶可乐时，李培全激动万分，经历了人生的第二场大醉！
最辉煌：一年生产1亿多瓶
为了打开市场，李培全背着军用挎包跑遍了市级机关，里面装满天府可乐和意见征集表。很多人喝了后说味道像“十滴水”，但也收获了赞扬和鼓励。
在李培全看来，天府可乐的成功，最大的功臣是改革开放。“以前思想是禁锢的，不敢多想，想到了也不敢说。改革开放后，才真正敢于放开干事，打开头脑想问题，能跟着时代走了。”
李培全就做了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
当时天府可乐全是玻璃瓶，辐射半径有限，一旦超出了200公里，就不便运输。李培全萌生了大胆的想法，为何不在当地建厂分装和销售？他们提供原浆，当地只需具备生产线，加糖加水，进行灌装。
说干就干！1983年，第一个分装厂在渡口市（现攀枝花市）米易县建成。米易产白糖，对生产可乐有天然优势。第二个是南充，再逐渐由省内到省外。最西边到了新疆，最南边有海南，顶峰时达到108个，除西藏和港澳台之外，工厂几乎覆盖了全国。
最初，生产线上一分钟只能灌装30多瓶，李培全又大胆贷款，引进国外生产线，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很快，实现了每分钟灌装500瓶，再到上千瓶。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天府可乐严格审验后，定为国宴饮料，进入人民大会堂，被誉为“一代名饮”。
1988年，“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成立，那时，一家企业能冠以“中国”二字实属不易，全重庆只有“天府可乐”和“嘉陵”两家。
1985年到1988年期间，天府可乐在全国供不应求，来拉可乐的货车从厂区门口排到一公里外的袁家岗。易拉罐投产后，各地经销商追着找李培全批条要可乐。每年还有120个车皮专门送到北京。各个车间24小时三班倒地生产。
1990年在莫斯科建灌装厂，日本风间株式会社主动代理，在美国世贸大厦设立公司，专销天府可乐。
当时的天府可乐，占据国内可乐市场75%的份额。最辉煌那几年，每年生产6万多吨，相当于1亿多瓶。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天府可乐
1991年，由国家原轻工业部组织开展的活动中，来自全国的饮料厂家都推举出自家最“牛气”的产品。全程均由权威专家以“盲评”方式进行评议，天府可乐以最高分名列榜首，比“可口可乐”还高出0.52分。
正是天府可乐巨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覆盖率，被“百事”“可口”两大饮料巨头“追着”想进行合作。遗憾的是，后来与百事可乐合资后，天府可乐逐渐淡出市场。
经历了20多年风雨，2016年1月6日，天府可乐宣布品牌复出，“一代名饮”又带着熟悉的味道重新回到人们身边。
李培全说，自己很幸运，能参与这场改革。“我不算天府可乐创始人，最多只能算之一。创办天府可乐的是整个团队！”还有更多人和他一样，拿着低报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苦干实干。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天府可乐。”虽然淡泊名利，李培全老先生早已将几十年的酸甜苦辣抛于脑后，但在天府可乐需要他的时候，随时都会义不容辞站出来。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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