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委党组：各族兄弟并肩御侮　中华民族光耀千秋

　　 一、神州陆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遭受深重苦难

　　民族地区是中华大地参与抗战时间最早、历时最久、苦难最深的地方。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开始，白山黑水首当其冲。抗战期间，几乎被日军完全占领的6个省级行政区中，东北三省和热河、北平都是少数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察哈尔、广西、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也部分沦陷，长夜难明，各族人民劫难空前。

　　 进行残酷屠杀，逞其淫威恫吓各族人民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精神。但日本帝国主义泯灭良知、灭绝人性，在侵华期间实施残酷屠杀。不只古都南京和中华腹地，从蒙古草原到云贵山间，从东北密林到南海之滨，江山血染，中国各族人民无不灾难深重。

　　白山黑水之间，草原广袤，兴安巍巍，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历史摇篮，更是12个世居民族的家园，但在日本侵华期间，却成为其为祸最深的地方。在黑龙江黑河，1933年3月，日军以“通匪”、“抗日”的罪名，将浦拉口子村全村一百多名朝鲜族群众杀死；1937年，又以“私通抗联”为罪名，一次枪杀逊河鄂伦春族猎民14人；1941年，逊河鄂伦春猎民打死两名强奸妇女的日本兵，日军逮捕40多名鄂伦春族同胞，历时一个月施尽酷刑后，几乎全部杀害。在吉林延吉，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日军进行大小94次“讨伐”，屠杀朝鲜族革命者和无辜村民1700余人，海兰江畔血流成河。设立在哈尔滨的日军“731部队”，用中国各族抗日志士和平民的健康人体做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研制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一万多名汉族、朝鲜族、蒙古族人民惨死于此。甚至到了1945年8月，日军从乌兰浩特撤退时还大量施放鼠疫菌，波及内蒙古东部18个旗县，4.7万余人发病死亡，贻患无穷。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壮、瑶、苗、侗等12个民族世居于此，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中国的南大门，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广西曾两次被日军大规模入侵，仅日机投弹轰炸，有据可查的就有564次，目标都是人口稠密、商业繁华的城市和交通枢纽，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无辜罹难。在桂林，1939年8月24日，因回族阿訇冯玉卿宣传爱国抗日思想，日军出动48架飞机重点轰炸西外清真古寺和东门盐街清真寺，冯玉卿遇难，回族同胞300余户也尽遭焚毁。在防城港，1939年11月15日凌晨，日军将钦州湾200多艘渔船包围起来，倒上汽油并用军舰炮轰、机枪扫射，船上的京族渔民全部死难。在百色，日机多次轰炸，仅1940年4月8日一天，日军趁靖西县壮族群众赶圩时轰炸化垌圩，造成100多人死亡。在南宁，1940年春夏，日军多次屠杀各族群众并抛尸邕江，动辄数百人，一时江水为之断流。

　　在内蒙古科尔沁、海拉尔，在滇西腾冲，在海南崖县，在贵州黔东南，在察哈尔，在热河，在绥远……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极尽暴虐之能事，各族家园变成惨烈的修罗场，种种兽行，不忍回顾。

　　 实行殖民主义掠夺，摧残民族地区经济

　　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的同时，对占领区域进行疯狂的经济破坏和掠夺，使其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和战略物资供应地。世代繁衍生息在中华富饶国土上的各族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殖民地经济政策统治，经济被垄断摧毁，财富被搜刮，资源被掠夺，昔日的家园饿殍遍野、满目创痍。

　　在东北，日本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移民圈地与土地掠夺。1931年至1945年，日本共向东北地区迁移日本人18万户、55万人，通过毁契霸占、抵偿债务、驱赶、屠杀原地居民等残酷手段，强占东北优质耕地和可耕荒地3000多万公顷。在吉林舒兰，日本侵略者迁入“开拓团”13个，掠夺耕地和粮食，同时封锁山林河川，断绝朝鲜族、满族、回族农民的渔业、副业生路，将其慢性消灭。在武装移民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进行工农产品统制、搜刮与人力物力征发，将东北纳入直接为侵略战争和日本国内经济服务的轨道。1931年秋，日军即强行征收小麦、大豆、高粱、谷子、玉米、棉花等农产品，强迫农民将秋禾割尽，当地朝鲜族、满族、汉族农民存粮不交者，即被以“通匪罪”屠杀。次年春天东北发生粮荒，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各族群众，不可胜数。自1932年至1944年的12年中，日本侵略者共计掠夺东北煤炭1.15亿吨、钢材1308万吨、生铁300万吨，石油、黄金、木材更是不计其数。仅吉林延边老头沟煤矿一处，日本侵略者就掠夺了煤炭164万吨，凌虐致死的朝鲜族、汉族矿工约10900人。至今，“万人坑”遗址犹在，雕像碑巍巍，控诉着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各族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广西，仅1939年12月22日当天，日军侵略者就在凭祥县掠夺汽车108辆、铅180吨、锡6.8吨、钨钢1吨，以及大量液体燃料及其他重工业材料。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时，部队既无辎重，也无粮秣，每到一地，首先是持枪扫荡各族村寨，掳掠稻谷、玉米等口粮，甚至搜刮谷种、屠杀耕牛，其罪恶目的是使广西各族人民失去生产能力，走入绝境。1940年2月，日军在宾阳会战撤退时，在宾阳以东的廖平、莲花、邓圩等地强征壮族、瑶族民夫2000余人运送辎重，被征民夫受到非人待遇，很多人放回时被砍去右臂。

　　在海南，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琼山天尾港登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铁蹄踏遍全岛13个主要城镇和各战略要地，使美丽的琼岛生灵涂炭。日军妄图在海南建立航空作战基地，取得对华南的制空权，并切断河内、缅甸两条援华通道，以此扩大对东南亚的战争。同时，为劫掠矿产资源，尤其是用于制造舰艇的优良铁矿，日本侵略者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和“蚕食”，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害黎族、苗族群众10万余人，焚毁村寨屋宇5万多间，又强迫各族群众无偿为他们修筑据点、扩充军备、开采矿山、筑公路、架电线，使海南各族群众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中。

　 　推行奴化教育，消靡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是民族之魂，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磨难而自强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不曾断绝。为了从根本上泯灭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伴随着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区域进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手段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十余年间，沦陷区各族人民欲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不得，作为亡国奴生活在苦难之中，深受荼毒。

　　“九·一八”事变前，我国东北地区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对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摧残，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并对各族爱国师生进行了血腥镇压。随后，着手建立殖民教育体系，以初等教育为主，限制中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奴化教育措施。

　　日本侵略者查禁、焚烧了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和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和教科书，于1935年12月出版全套所谓“国定教科书”，供各类初等、中等学校使用。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华民族历史，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向各族学生灌输奴化思想。日本侵略者在初等教育阶段设置“国民科”，教授“诏书”、“敕语”等宣扬殖民主义的内容，几乎占去全部课时的一半；在中等以上学校开设“国民道德”课，宣传“皇道”，“神道”、“建国精神”等精神毒素，企图以此灌输日本法西斯的思想和文化，消磨和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为达到其同化各族人民的罪恶目的，日本侵略者强制推行日语，将其定为各级学校必修的“国语”科，大学课程更完全用日语讲授，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师生每天上下学路过“神社”，在校经过“御影奉安殿”，都要脱帽行礼致敬；出入校门要向“建国神庙”或“建国忠灵庙”敬礼，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要举行“朝礼”，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通过强制语言同化、日常生活洗脑等方式，企图磨灭各族师生反抗意志，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所谓“忠良国民性格”的顺民。

　　为降低教育水平，实行愚民政策，日本侵略者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修业年限，减少文化基础课的分量，强调“精神教育”、“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将高等学校“实业科”课时增加到全部课时的1/2，并取消了系统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只进行实际操作训练，使中等教育职业化。同时强迫学生“勤劳奉仕”，迫使各族青年学生常年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沉重劳动，学校成了劳作训练中心，限制了各族青少年对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通往近代化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不仅推行法西斯残酷统治，更大肆挑唆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抗日。日本侵略者挑拨蒙古族、满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竭力煽动满蒙独立，通过军事侵略建立了傀儡政权；同时，筹划炮制“回回国”，又利用奸人假冒回民伤害其他民族，制造民族仇恨，想实现“逼使回民脱离母体，日趋消灭”的罪恶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种种行径，妄图斩断中华民族同气连枝的血脉，狼子野心险恶至极。     

　　 二、救亡图存，各族人民用血肉筑起坚不可摧的长城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日寇肆虐国土、家国危在旦夕之际，中华儿女共同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从莽莽太行到云贵高原，从东海之滨到新疆戈壁，广袤国土上各族人民奋起行动，“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各族人民拿起刀枪、冲上前线，投身武装抗日的洪流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各族人民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抗争。各族人民热爱国家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值得永远歌颂。

　　在祖国北方，东北抗日联军是抗战中最早的一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抗日武装，汉、满、蒙古、朝鲜、回、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白等各族人民，以“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的不屈信念，以血肉保卫东北的每一寸国土，战绩彪炳，以“中华各民族联合抗日团结军”的荣誉永载史册。战火纷飞中，吉林延边各族儿女投身抗日，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仅有姓名可考的抗日烈士就有3301名，其中朝鲜族3204名，占比高达97.06%。著名诗人贺敬之深情写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成为对延边这块革命热土独特风貌的高度概括。内蒙古大青山根据地积极筹建抗日骑兵部队，当地蒙古族、汉族群众、牧主踊跃献马、献鞍，各族青年牵马入伍，1940年正式成立蒙古抗日游击队，在给日寇沉重打击的同时，为争取伪军反正、动员人民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关陇大地、华北平原，红军中曾经的“回民师”在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回民骑兵旅，在甘肃陇东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立下赫赫战功。在八路军、新四军帮助下，回族群众又先后建立了数十支回民支队、回民骑兵团等抗日武装队伍，其中由马本斋带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参加大小战役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700余人，成为回族人民英勇善战、坚持抗日的一面英雄旗帜。为逼降马本斋，1941年8月，恶毒的日军抓走了其母白文冠，这位深明大义的回族女英雄绝食7天，壮烈殉国，为回汉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立起一座坚贞不屈的精神丰碑。

　　在海南岛上，共产党领导汉族、黎族、苗族等各族人民组成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发动各族人民投身抗日，不断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多次粉碎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游击队后壮大为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先后建立了9个抗日民族根据地。到抗战胜利前夕，已解放海南岛3/5的地区，在17个县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在宝岛台湾，40多万高山族人民更是具有悠久的抗日斗争历史。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后，高山族人民就与汉族群众一道，为保卫台湾与日寇英勇斗争达5个月之久。台湾沦陷日寇之手的前20年，宝岛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就达100余次。1930年10月27日始，历时36天的雾社起义更给日本侵略者以沉痛打击。“七七事变”之后，怀着国耻家仇，不少台湾爱国同胞横渡海峡，毫无畏惧地加入大陆的抗日斗争中。

　　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厅中，有一面布满弹孔的墙壁，它取自台儿庄清真寺。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台儿庄清真寺作为186团的指挥所，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各族战士坚守七天七夜后终将日军击溃逃窜。寺外尸体遍地，血流成河，寺内两棵苍柏傲然挺立，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战、威武不屈的精神。

　 　后方各族人民毅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支援战争前线

　　在各族战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血洒疆场的同时，后方的各族群众不惜毁家纾难，以肩膀、以担架、以车马、以口粮、以诗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平市“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组织募捐团、慰劳团、战地服务团、看护队、宣传队，给前线送饭送水。琼崖解放区的黎族人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跟随部队转战海南岛各地。1937年至1938年仅两年时间，新疆各族群众就捐款合大洋60多万元，购买了10架“新疆号”国防飞机支援抗战，1943年又捐献飞机144架，极大支援了前线将士，为与日寇争夺制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保障援战物资运输，新疆、云南各族人民克服恶劣地形和险恶的战争环境，用双手抢筑成两条国际交通运输线，在不同时期成为国内唯一一条对外通道。滇缅公路通车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顺路视察回国，向罗斯福报告说：“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全凭人力修成，实属不易，可同巴拿马运河媲美。” 1944年，维吾尔族群众备马千匹前往克什米尔，接送美国援华物资，沿途条件极端恶劣，一些维吾尔族同胞遇难，长眠在世界屋脊上。

　　全国各民族筑起文化战线，为抗日救国运动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翦伯赞、齐燕铭、老舍等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界人士，积极配合党的宣传工作，创办刊物，发表演说，为团结抗日鼓呼呐喊，在抗日斗争中作出了特殊贡献。1938年，维吾尔族诗人安瓦尔·纳斯日在伊犁写下：“风啊，请代我们问候，不惧敌人的子弹，飞身向前，甘洒热血的好汉！请代我们问候，前赴后继，挥舞军帽，高呼‘冲啊’的好汉！”九世班禅从东蒙古至西蒙古，沿途宣传抗战，在百灵庙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团结，共赴国难”，极大鼓舞了蒙古、藏、汉等各族同胞。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导下，在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将团结各族群众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1938年，毛泽东给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发去电报，指出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团结各族群众，扩大统一战线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在抗战时期，毛泽东第一次论述了“中华民族”，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1940年，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为了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民族纲领，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个提纲所提出的对蒙回民族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在动员蒙回民族抗日、争取民族解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平等对待各民族、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强烈感召下，各族人民共赴国难、并肩战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1938年，东北抗联八名汉族、朝鲜族女战士被日寇追击，奋战到最后一刻，不甘受辱，挽手跳进滚滚波涛的牡丹江中。1939年，抗日联军的10名朝鲜族伤员在临江密林中养伤，一位汉族老大爷照顾他们。在为伤员磨玉米面时，老大爷被敌人发现，面对酷刑他坚贞不屈，以命换命，保护了朝鲜族同胞的安全。朝鲜族护士崔今淑负责照看身患重病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被日军“讨伐队”发现后，她坚决不肯先离开，与童长荣同志一起与敌人战斗，最终共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事业英勇牺牲。黎族群众在抗战时期受到汉族同胞无私救助，因历史原因留下的隔阂渐渐消除，他们亲切的将共产党员叫做“父母同志”，将共产党军队叫做“父母军”。各族人民意识到，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具有同样不屈的英雄气节，同样热血的爱国情怀，各个民族只有亲密团结，并肩战斗，才能救国家、救民族，打赢这场关乎未来的战争。中国各族儿女的不屈抗争，既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更奏响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唤醒民族精神的神圣凯歌。

　　 三、烽火洗礼，中华民族以蓬勃的崭新生命走向复兴

　　回首70年前，硝烟散尽，中华大地迎来了久违的曙光。多少风云激荡，多少血火淬炼，在遭受惨痛侵略、奋起并肩抗战的过程中，共同的命运把56个兄弟民族紧密相连。中国古人很早就说过：“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但真正让中华民族屡经磨难而不倒、始终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并不是“多难”，而是国难当头之时各族儿女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是民族危亡之际56个民族手挽手、肩并肩的团结奋战。

　　正是这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的精神，这种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使饱受欺侮的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抗战，彻底打败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赢得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不仅如此，这种精神更让我们从松散的民族联合体，转变为一个统一的、稳固的、团结的中华民族，自此以崭新的生命、以蓬勃的力量，踏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之中逐渐形成的。江河滔滔，奔流入海。古往今来，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演绎了一幕幕历史活剧，都是向着汇聚为一体的、团结稳固的中华民族发展。早在先秦时期，华夷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观念和天下大一统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秦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支配中国两千余年的大一统格局，统一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国家的长期统一，又密切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形成共生互补的格局，各民族共同因素日益增多、一致性不断增强，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逐渐形成。56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在抗日战争中被进一步淬炼和激发。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国门洞开，侵略者也把魔爪伸向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给中华民族带来最为惨痛的苦难。但共同的命运与抗争，让56个民族血流在了一起，汗淌在了一起，情融在了一起，加深了祸福与共、休戚相关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守望相助、急难相扶的兄弟情谊，形成了政治上团结一致和共御外侮的共同行动。各民族都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历史上形成的血脉相融、不可分离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共同主人的责任感进一步激发和高扬。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在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成熟互相促进、互相升华。着眼于形成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把民族政策的正确与否提到了关乎民族存亡、抗战成败的高度，自身民族理论政策也不断成熟。如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941年6月22日发表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中指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在延安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并首次比较系统明确地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思想，阐明了少数民族独立自主原则与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系。同时，还提出彻底改变民族压迫、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禁止一切侮辱少数民族的文字言论和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正是这些正确的民族政策，才使抗日战争得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全民族总动员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空前高涨，中华民族的意识得以普遍增强，也为日后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打下坚实基础。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在和平年代得以不断丰富和强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站了起来，走向复兴。各民族携手走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患难与共，荣辱与共，民族关系愈加融洽。建设边疆，八千湘女上天山；自然灾害时期，三千孤儿进内蒙古；青海玉树州发生特大地震，全国各族志愿者前往救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化，许多城市56个民族成分齐全，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切糕王子”走红网络，《最炫民族风》《狼图腾》等文化作品受到追捧，民俗旅游产业成了热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

　　在新的形势下，在我们向着“两个一百年”目标齐心迈进的时候，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共同团结奋斗的伟大精神，凝结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深深融注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是全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追求。历史教训表明，没有各民族团结奋斗，就没有国家发展、稳定、安全；没有国家发展、稳定、安全，也就没有各民族繁荣发展。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大力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切实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在不断创造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正在不断汇集起民族团结的磅礴力量。

　　昨天，不论苦难与辉煌，都已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上。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不仅要铭记它的悲壮惨烈与各族人民的共同抗争，更要从中汲取智慧、凝聚人心，获得开创未来的现实力量，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团结奋斗，强我中华，56个民族如星如火，团结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必将光耀千秋

摘自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