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转型,教育如何有效供给——人大代表热议教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7.03.2016  17:35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柯进 刘盾
      “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造成家长花‘天价’追逐学区房;教育结构不合理,造成企业招不到人、求职者找不到工作。”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昆明学院院长何华的这番发言,将教育改革与供给侧改革联系到了一起。
      “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一些人大代表看来,面对新形势,教育一方面要深化内部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还要主动为经济供给侧改革服务。
      教育内部供给侧改革还需深化
      谈到如何深化教育内部供给侧改革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江苏某市一位教育局长有一次到幼儿园调研,因为“内急”问男厕所在哪儿。园长说没有,并解释:“多年没进过男职工,设男厕所闲置浪费。”
      沈健说:“当前我国青少年呈现‘阴盛阳衰’现象,这跟小学、幼儿园男教师比例太低有关。”有园长向沈健抱怨拿出女教师三倍薪酬也招不来一个男教师。沈健到“上游”的幼儿师范一看,“清一色的女学生,这说明3年后这个问题也难纾解。”
      江苏幼教的“厕所危机”是教育发展结构性矛盾的缩影。
      “教育其实就是人才的供给和教育资源的供给。但我们现在很多供给是‘无效’的,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何华说,教育内部供给侧需要改革、必须改革,这不仅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需要不同层次人才的客观要求,也是老百姓“上好学”的现实期待。
      何华建议,应着力调整教育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
      “好多家长到处托关系,花天价追逐学区房,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何华说,通过划片区等方式来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只是抑制了需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力气需花在薄弱学校上,不要搞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
      经济触角之所及,教育改革之所向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滁州市市长张祥安像个“推销员”,逢人便推销滁州。他的开场白通常是:“在黄金时段,你打开央视,在上面投放广告的食品企业有1/3都已在滁州落户。”
      “政策优势,你有,其他城市也有,凭啥都到你这里来?”面对别人的疑问,他揭开了滁州“招龙引凤”的秘密,“这些企业在我们这里不会遭遇用工荒。”
      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这盘大棋上落子,才能下出活棋。这句话张祥安有着切身感受。有着450万人口的滁州是劳动力大市,但劳动力优势如何转化成产业优势,一直困扰着张祥安,“其中60万人是流动人口,要把他们留下来成为产业工人,就得靠职业教育”。
      订单班、贯通培养、把企业办到学校里……在滁州,职业教育成了发动机,这里中职建得比普高还漂亮,几年下来,外出打工者回流了十几万人。
      2015年全国GDP百强市,佛山市位列15位,但该市只有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一所公办本科院校。该校现有57个本科专业,工科比重仅占29.82%。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原市委书记刘悦伦发现,在佛山,凡储备大量高水平理工科人才,拥有自己核心技术、品牌的企业,“现在日子就好过,反之就不好过”。
      佛山市深刻地认识到,制造业强市必须要有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科研和人才支撑。今年,佛山科技学院开始“挥泪砍专业”,应用心理学等15个非工科专业停招。同时该校主动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重点发展工科专业,到2020年,理工科专业占60%以上。
      应对城镇化,教育改革还有许多难题
      “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我们的脚步。”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一线车间的易凤娇发言时,引用了一位打工诗人的诗句,道出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心声:“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外出打工,都希望子女能够就地接受良好教育。”
      如今,居住证政策让“易凤娇们”行走的城市里,逐渐留下了他们的脚步。随迁子女、留守儿童,这个一直以来都没有解决好的教育难题,在“十三五”期间城镇化继续发展的背景下,依然是个难题。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现在有了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具有很高的含金量。”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肯定了居住证带来的教育、医疗等诸多“福利”。可是,要把这张“教育绿卡”打造好,并不容易。
      在广东,无论谁坐上省教育厅长的位置,首先都要面临一场“空间换时间”的硬仗。厅长罗伟其说:“在东莞,一年新增有入学需求的随迁子女3万至5万名,这样的速度,别说建学校,建教室都来不及。”
      在罗伟其看来,这张“绿卡”能否“一卡通,通全城”的关键,在于教育的规划得搭上城镇化的脉,这并非广东一地困境。罗伟其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造成布局结构上的调整。乡镇一级的学位可能逐步会出现过剩,但是县城及大中城市,随着城镇化人口进程的加快,会造成学位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