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不息，歌舞不止

四幕话剧《莲光风涛》剧照（右坐者是吕二乐）。

1960年代的吕二乐（右）、杨文英

吕二乐、杨文英近照

五六十年前，重庆特钢厂宣传队的吕二乐和文英，是厂里的大明星，回头率很高，唱歌跳舞，样样来得，还在小歌剧中演过裁缝、小木匠、解放军等各种角色。但当年帅哥靓妹和广大观众，最爱跳最爱看的，却是王洛宾的《花儿与少年》这种爱情歌舞。

进厂

重庆特钢厂高级工程师、冶金系统劳模、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锻钢厂厂长吕二乐，还记得1957年他从沈阳冶金机械工业学校毕业，来重庆报道那天的情景。他说：“在菜园坝一下火车，看见对面山坡上，全是一排一排破破烂烂的房子，心想，这就是重庆呀？心里一凉。”

他这种感觉没错，也是当时外地人一下火车对重庆的标准印象，而且他来自沈阳，多洋气啊！“厂里开了一个没篷的解放牌卡车来接我们，我问带队的干部，经不经过市中心？他说要。我就伏在车栏边，一直盯着想看一下重庆市中心是啥样，但一直都没看到。我又问，怎么还没看见市中心呢？他说，过了！”

车越走越荒凉，拉到沙坪坝双碑厂里，周围全是山，他心里更凉了。“好在坡坡下面老车队那里有一块标准的足球场，我心头才舒服起来。”他被分配住在光荣坡单工宿舍，马上和北京钢院等校分来的小年轻们凑起一个队开踢。

进厂之前，二乐已经见过很多大场面了。1955年18岁那年，沈阳冶金工业组了一个市级足球队，参加北京第一届重工业系统全运会，“我踢右锋卫，那次我们队没得名次，因为鞍钢那些队太强大了！”第二年，他又被选入沈阳队，到北京参加全国重工系统学校足球大赛。

足球只是二乐的业余爱好之一，他还会舞蹈、唱歌、吹笙和表演。厂里的职工业余文工团招考，他去表演了一个自编自演的独角戏《看电影》，“相当于哑剧。”考官们看得哈哈大笑，把他录取了。

大戏

1961年到1963年，二乐他们排了很多大戏：《千万不要忘记》、《年青一代》和《抓壮丁》。三台大戏都是一代名剧，前两台演的是当时流行的主题：先进人物拼命帮助落后人物，而落后人物的生活态度和台词，比如爱穿“148块钱的毛料西服”、“打野鸭子”和“听听音乐、看看小说”，在私底下，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抓壮丁》更是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巡演的四川方言剧之祖，1963年由八一厂拍成电影。

吕二乐说：“《年青一代》，我演萧继业，很正派；《千万不要忘记》，我演那个打野鸭子的，我们的道具猎枪是真家伙，当时还没有禁枪。演话剧我当时小有名气。《抓壮丁》，我演那个佃农姜国富。我是东北人，四川方言不行，但导演憋我，非得演，还好，姜的台词要少一些。演完这个戏，我的四川方言就进了一大步了。”

导演钟伟也大有来头，他是因历史问题，从全总文工团下来的。他们自己创编的厂史话剧《莲光风涛》，也很传奇。“抗战时，炼钢厂（特钢前身）为保密，把钢厂所在地名改为跟‘炼钢’二字谐音的‘莲光’，钢厂子弟校也叫莲光小学，现在是沙区名校。”

《莲光风涛》从建厂演起，按当时的戏剧理念，特钢创始人杨吉辉厂长被加工成反派大BOSS，“戏里面工厂主叫杨渣胡子，是讽刺他，现在看来不该讽刺。演的是工厂主压榨工人，工人吃不饱，穿不暖，冬天冷，钻进转炉里去取暖，结果一点火，把工人烧死了。我在里面演大猛，是被烧死的那个老职工的后代，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斗争。”

这些大戏除了在厂里会山顶剧场演出，他们还被调到市里文化宫剧场去演。1966年，当新华社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推出以后，他们排的《我们的好书记焦裕禄》歌曲大联唱，还去大礼堂跟重庆歌舞剧团同台演出，二乐担任男声朗诵。

爱情

老伴杨文英是特钢销售处员工。1960年，她还在厂里技校读书，冶金部组织的全国特钢系统文艺汇演，是一个转转会，这一年轮到厂里主办，急需人才，她被选上，提前毕业进厂。

“钢二代”文英的父亲杨运达，是最早进厂的老员工，曾任厂长秘书。

1950年，他跟一个姓吴的军代表去合川为厂里采购楠竹等后勤物资。杨文英说：“他们坐船到合川，没有买到，就到旧县去买。军代表穿的军装，问路问到土匪窝子去了，军代表拔枪已来不及，他和我爸爸就遭土匪打死了。遗体背回来，用船运回厂里，开了烈士追悼会。当时我还小。”

爸爸牺牲了，才37岁。留下9个子女。“家里6男3女，我排行老七。妈妈是家庭妇女，当时钢厂职工的妻子，全是家庭妇女。最大的哥哥还在读书，就进厂当了工人。妈妈帮人洗衣服，捡炭花，独自一人把我们九个儿女拉扯成人。”

正是在文艺汇演中，文英和二乐认识了。他们一边炼钢，一边又唱又跳，开始了特钢人红色年代的歌舞青春。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日排练。

1960年全国职工文艺汇演，二乐是四川省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农展馆剧场演出，他吹笙；同时在厂里的艺术团，没有他和文英跳不了的舞。1950年代的《为女民兵题照》、藏族风情的《康巴的春天》、《德钦弦子》、《金珠玛咪上山来》和《洗衣歌》，至于彝族舞蹈《快乐的罗梭》，表现的是砸掉手铐脚镣的农奴，第一次手脚放开，跑下山坡的节奏，可以看成是最早的迪斯科。

吕二乐说：“这些舞蹈，都是市群艺馆、区文化馆的舞蹈编导王一、秦桐枫下来教我们的。”杨文英还记得跳彝族《烟盒舞》的段子：“本来要手拿铁烟盒，但我们没有，就用肥皂盒。我们有个队员邓绍碧，跳到最后高潮‘呜呜呜’时，伴有一个高速的自旋，她遭旋昏了，就摔倒在地。我们赶紧把她扶起来，没事。”

二乐和文英还在小歌剧《下乡裁衣》、《木匠迎亲》、《观察镜里看蒋军》里演从裁缝、小木匠到解放军的各种角色。但帅哥靓妹和广大观众，最爱跳最爱看的，却是《花儿与少年》这种爱情歌舞。《花儿与少年》是王洛宾根据青海及西北民歌《四季调》改编的，《四季调》民间又名“八大光棍”，8名未婚男女对对碰。吕二乐说：“我们1958年就跳《花儿与少年》，6对男女，男的戴着小毡帽，女的穿着长裙子，是群舞，最后有一对男女出来双人舞一下。”

二乐和文英是最后这一对双人舞，从那时一直舞到现在。

巡演

在特钢厂长大的周女士，从小是看二乐他们艺术团的节目长大的。她说：“我们没票，就跟大人混进去。没座位，就站在台口下面翘起脑壳看。剧场有6个门（其中两个门通厕所），节目一完，观众从四个门涌出，很壮观，人太多，大人都怕娃儿遭挤丢了。我看了几十年他们的演出，他们走在路上，大家都要指指点点‘宣传队的！宣传队的！’，回头率很高，是厂里的大明星。”

文革武斗时期，造反派里面的一派占了厂子，1966年停产，杨文英说：“我们是另一派的，进厂都不容易，厂里文工团也分成两派，区县同派的欢迎我们，我们就去了。”他们扯起一支队伍，到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丹巴去巡演，那些他们从前在民族舞蹈里跳过的远方。”

他们在藏区、德阳、成都、内江、盐坪等地转了一大圈，吕二乐说：“文革前的老节目，《花儿与少年》这些，都打成封资修了，不能再演，就现编节目，语录歌、忠字舞、革命历史歌曲、还有当时流行的《抬头望见北斗星》这些。”

他们出去是深秋，几个月回来，都开春了。厂里成立革委会，恢复生产。宣传队的两派呢？吕二乐说：“又合拢了，文革后期，我们有四家人，原来都是宣传队的，演过戏，有的也不是一派，但现在经常在一起耍。我们打麻将、做伙食、爬山。厂里恢复生产后，平时没时间，我们就在星期天做转转会。”

一到星斯天，他们就分别从光荣坡、前进坡、民主坪、中心湾这些厂里的家属区出来，到某一家去吃吃喝喝，就像从前在文工团里唱唱跳跳，政治和宣传，让位给逍遥而舒服的日常生活。

现在，退休多年的二乐和文英，一直被特钢厂所在的石井坡街道老双碑社区紧紧抓住，二乐任天虹艺术团团长，文英任舞蹈编导，排演的歌舞和小品，在区市的各种文艺调演中，获了一箩筐奖。其中也有他们青年时代去巡演过的藏、彝地区风格的歌舞《天路》、《彝寨欢歌》。“现在我们演出已经不要乐队了，放碟子伴奏。厂里艺术团，原来有一个民乐队，一个管弦乐队，现在都散了，流向各方，加盟别的乐队，我是其中一个乐队的指挥。”图/吕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