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肾移植的日子里……
华龙网消息，“有一个捐献者配型成功。”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欣喜，像是要送一份生命礼物。
“真的吗？”等到消息的人，手里电话握得更紧了。
这种焦灼的等待，发生在每一个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里。系统分配下，获得“器官”这份礼物的人，赢得了重生的可能。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大概30万人，而每年器官捐献数量只有1万例左右。这意味着，每一例器官移植背后，都有29个希望落空的人。
只要有一例病人愿意器官捐献，包括眼角膜、心脏、肺、肝脏、肾脏在内的脏器都可以利用的话，至少能挽救7个生命。
等待，大概是所有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活常态。他们不知道电话何时会响起，一旦那个象征着生的电话响起，他们将带着捐献者的“生命”，更加努力活下去。
一
救命电话响起
12月4日，西南医院肾科病房。
接到电话时，罗文博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抬头看了眼挂在墙上的钟，5点48分。
“有肾了。”他反复默念着这句话，双手握拳轻轻砸了下大腿，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困意瞬间就没了。
家属在床前陪护。 华龙网首席记者 黄宇 摄
病床上，女儿罗同玉因浑身疼痛熬了一夜，刚刚才合上眼，面色还有些苍白。
2012年，罗同玉查出尿毒症，此后7年里与透析相伴。今年9月，罗同玉病情突然恶化，浑身疼得不行，罗文博带她从贵州老家赶到西南医院，登记申请肾移植手术。
“排队”等肾的日子里，罗同玉每周都要透析两三次。医生在她的右胳膊上放了留置针，每次透析都要在透析室里待4个小时。透析时，两根粗针头扎进胳膊，废血从一头抽出来进入机器洗涤，再通过另一头输回体内。
为照顾罗同玉，罗文博辞了工作，在医院附近的居民楼租了个单间，一天20元。上个月，他退掉房子，困了就在病房椅子上眯一会儿。
和前几次治疗不同，这次罗同玉感受到的痛感并没有随着透析的进行减轻。“实在忍不住了就只有放弃。”这个24岁的年轻女孩，瘦得不到70斤，眼看着就等不来救命稻草了。
好在，罗文博接到了这通救命的电话。
8点，罗同玉被送进手术室，中午12点醒来。她的身体里，捐赠者的肾脏开始运转。
肾源来自一名15岁小孩。这是父女俩知道的唯一关于捐赠者的信息。
此时距离她开始“排队”才不到3个月。病友都说，罗同玉上辈子一定感动了天地，才有这么好的运气。
很多人没有罗同玉的幸运。同为尿毒症患者的张强至今还没等到医院的电话。48岁的他，今年2月肾炎急速恶化为尿毒症，做完腹膜透析手术后，就登记了肾源配型，如今已经过去10个月。
“希望与失望交替，绝望与振作循环。”在器官移植这件事上，大部分患者只能一边做着透析，一边等待配型，盼望哪天能够接到救命电话。
一名家属从走廊走过。 华龙网首席记者 黄宇 摄
二
死亡与重生的接力
至今，谭华仍后悔当初没有狠下决心和妻子陈晓莉离婚。
2004年，谭华在西南医院查出肾炎，不久病情急转直下。眼看着丈夫无力地做着透析，被病痛折磨，陈晓莉心里难受不已。
谭华想和妻子陈晓莉离婚，但遭到了拒绝。两人各有想法：他想让她再找个好男人；她想捐一个肾，而这必须得有亲属关系。
陈晓莉偷偷从四川泸州赶到西南医院做了配型手术。活体捐肾，夫妻间配对成功的几率仅有十万分之一。幸运的是，他们配型成功了。
听到妻子的决定后，谭华一下哭了，拼命地摇头。
对陈晓莉来说，只有你活才能我活。离婚，就是让丈夫去死，人性亲情都不准她这样做。
谭华和妻子在捐肾手术前紧握双手。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肾移植手术很成功，陈晓莉用自己的一个肾把丈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挽回了这个家。
身体里运转着妻子的肾，谭华更加怜惜自己的生命，也更爱护自己的家人。他回泸州老家开了个水果店，将双方父母接到一起，打算用自己肩膀扛起这个家。
然而好景不长，9年后，妻子陷入病痛，被诊断为宫颈癌，因身体较虚弱，熬了1年就去世了。那时孩子刚上高中，谭华几乎陷入绝望。
打击接踵而至，今年，谭华又被诊断为肺癌，再次走进西南医院。拉着医生，这个汉子不止一次痛哭，他知道自己必须挺过来。
“在生死边缘走过，还有什么可怕的？”在鬼门关里走了两遭，谭华说，他要努力活着，为了妻子，为了这个家。
从透析到器官移植，在医院的每一步，患者都和医生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信任，互相鼓励。
西南医院肾科副主任医师徐小松看来，每一份器官捐献协议的签署，不仅仅是在挽救移植等待者，也为捐献者家庭留下了一份念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器官捐献，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2018年5月9日，西南大学27岁的澳大利亚籍教师菲利普因病抢救无效去世，父亲彼得在悲痛之余，尊重儿子生前的意愿，作出了自愿无偿捐献器官的决定。
在重庆市红十字会的协调和见证下，菲利普成功捐献了1枚肝脏、2枚肾脏和1对眼角膜，挽救了3位中国人的生命，让2名中国人重见光明。
父亲彼得和菲利普画像在一起。 重庆市红十字会供图
而今，5位移植受者身体完全康复，为实现菲利普生前的音乐梦想，在红十字会帮助下，5人聚到一起，组建了“一个人的乐队”，帮菲利普圆一场音乐梦。
得知消息，彼得写了封家书漂洋过海寄给红十字会，并称“要有机会能见到这5位神奇的移植受者，一定要好紧紧地拥抱他们，并亲吻他们每一个人”。
三
名为“生命”的种子
张强的手机里，有一个近400人的大群，每天都有人进出。等待适配器官的日子里，病友们自发抱团取暖。
在病友群，张强见证了各种生死关头。有人好不容易等来了器官，但身体已经不行了；有人头一天还好好的，结果第二天家人已在收拾遗物。
“没有经历过那种看着血从管子里流进身体的感觉，就不会知道有个健康身体是多么幸福的事。”张强说。
医生为患者进行肾脏穿刺。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虽然目前肾移植的术前和术后、肝移植的术后都已纳入医保，但这些费用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仍是令人发愁的数字。
不仅如此，患者能做选择的时间并不多。“肾衰竭患者尚可通过血液透析的方式多等一段时间，但肝衰竭患者在疾病严重时最多只能等2周，即使是病情稳定的肝衰竭患者，最多也只能等3个月。”西南医院肾科主任医师赵洪雯教授说。
目前，全国共有173家医院获得器官移植资质。在有限的等待时间里，器官捐献数量成为制约移植的最大困境。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截至2019年12月，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168.9万人，捐献器官7.6万个。重庆市完成器官捐献521例，捐献器官1557个。
考虑到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进行得非常严谨。一项捐献行为的实施需要所有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及成年子女）的一致同意，哪怕捐献者生前曾经在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因此，亲人家属的意见成了影响实际器官捐献的最重要因素。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以来，人体器官协调员便肩负起了和家属沟通的工作，也承载着等候者的希望。
当医疗手段已无法挽救病人的生命，协调员们需要及时地介入。而在时机未到之前，协调员能做的只有等待，在这等待的每分每秒里，供体的病情变化、家属的态度以及移植器官的质量，都是摆在协调员面前的变量。
若一切顺利，家属在“公民死亡捐献同意书”上签字后，协调员将器官信息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系统分配程序启动，等待的生命将获得新生。
医生在做肾移植手术。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多方努力下，近年来，社会对遗体器官捐献的接受度逐步提高。《中国器官移植报告（2015-2018）》显示，2018年，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我不想自己还活着，世上却没有你的痕迹。”9岁女儿车祸去世后，35岁的张琦在“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签字的那一刻，她在想，“生命变成一颗种子，会到新的身体中发芽，一定要好好活着”。
（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华龙网首席记者 黄宇 刘艳
原标题：四分半|活在你的身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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