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耕手耘，在“聋”与“听”之间架起桥梁 记中国首位自主培养的聋人语言学博士郑璇
郑璇在示范手语手势。（李向博摄）
本报记者柯高阳
中等身高，齐耳短发，红色围巾，郑璇的普通话清晰流畅。若不是她耳朵上戴着助听器，很难把她与“聋人”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郑璇是堪称传奇的聋人。她是中国首位自主培养的聋人语言学博士，曾担任北京残奥会火炬手，还曾获得“全国最美教师”“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
但郑璇说，自己没有那么传奇，也没有谁生来就是坚强者和励志者，但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经历。她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帮助更多聋人建立自信，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
以下是郑璇的自述。
自我和解：“我是一个聋人”
1981年，我出生在湖北武汉。两岁半时，一次生病发烧后的医疗事故，使我患上感音神经性耳聋，坠入无声世界。
变故突如其来，父母四处求医尝试了许多办法，病情也未见好转。幸运的是，当时我已经有一些口语基础，康复难度比先天失聪的孩子小得多。
我爸妈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也不懂教育学、心理学，但他们有个很简单、淳朴的想法，就是希望我能跟其他孩子一样说话、上学。
他们给我买了助听器，从a、o、e开始每天教我说话、发音，从未间断。我没进过康复中心，父母是我最好的康复老师。记得当时为了方便我跟读儿歌，爸妈还节衣缩食特别为我买了一个双卡录音机，这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比较大的支出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普通学校读书。一开始吃了闭门羹，直到第二年我的交流能力稍好些了，才终于通过面试走进校门。
刚进小学时，我诚惶诚恐。上课时不能完全听清老师的话，只好看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有一次老师教大家唱歌，我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歌，只好模仿别人乱动嘴巴。回到家后我问爸爸，大家唱的“抱我”到底是什么？他一听就笑了，原来是国歌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
为了跟上学习，我只好加倍努力。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就一刻不停地盯着老师的唇形，但是这样也使得我无法兼顾，要“听课”就无法记笔记，记笔记就无法“听课”；连蒙带猜上完课，课间休息时得趁别的同学出去玩的时候借来笔记补抄；放学回家，晚上父母还要帮我“开小灶”，预习、复习功课……
沟通障碍是聋人的软肋。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坚持自我康复训练，用随身听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录下来，反复听辨，自我矫正，然后再录音。那时还购买了普通话考级的培训教材，订阅演讲杂志，口语也慢慢流畅起来。1998年，我考取武汉大学，念完本科和硕士后，又在机缘巧合之下考入复旦大学，将手语语言学作为研究方向，在手语语言学家龚群虎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
大学里，我还开始学习舞蹈，加入了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我一有空就去参加排练，还参加过《千手观音》的演出。那时，邰丽华老师已调到北京工作，但还经常回来指导，我们的《千手观音》就是她教的。排练的时候演员全是聋人，我们可以不要音乐，有个人在旁边数拍子指挥就好，直到最后排练好才配上音乐。到复旦读博以后，我成了学校研究生舞蹈队的队长，除了给大家编舞排练，还担任着领舞的角色。在2009年的研究生毕业晚会上，我表演了3个舞蹈节目。
现在回想起来，舞蹈给了我表达自我的新路径，也帮我真正接纳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小时候的我说话不像现在这样清晰，加上性格又内向胆怯，根本不敢在大家面前说话。在残疾人艺术团里，我才开始真正学会走入无声世界，去和手语群体打交道。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终于和自己达成了和解，完全接纳了自己的聋人身份，可以自然地说“我是一个聋人”了。
唇耕手耘：“我是特教老师”
读博时，我主要是做手语的语言本体研究，但我并不满足于此，非常希望能把研究成果应用到聋教育上面——我想做一名老师，而且要做高校老师。因为在特校是教一个一个的聋孩子，而在高校是一批一批地培养特教老师，他们将来又会去教更多的聋生，我想让更多聋人得到改变。
2009年毕业时，我放弃了沿海地区的高薪工作机会，也没有考虑其他东部高校，直接把简历投给了重庆师范大学。因为这所学校从2005年起招收聋人大学生，当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聋人高等教育办学点，但师资却相对匮乏。许多人看我放弃留上海的机会觉得匪夷所思，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工作。
第一次上讲台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事先进行了详细的备课。但面对聋生，我总担心学生能不能看懂我的手语，所以在讲台上常常问他们，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么？学生们总是笑着点头。好在因为我是聋人老师，和学生们有天然的情感优势，容易打成一片，学生们都比较喜欢听我的课。凭着这份“感同身受”，我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很顺畅。
海伦·凯勒说：“盲隔离了人与物，聋隔离了人与人。”聋教育的中心问题在于沟通。聋孩子常常表现出的一些心理特征，如敏感、自卑、多疑、情绪化，这些都是因为沟通不畅。如果给他们良好的无障碍支持，这些就不是问题了。聋孩子很聪明，有时候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就心领神会。
作为一名聋人教师，自身的经历让我深深明白，一个特殊孩子的成长、成才是多么艰难，既需要父母尽职尽责的投入，也需要良师益友的指点和教导。所以，我期望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更多聋孩子的命运。我的先生和我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当老师，也会给聋大学生上课。
特殊教育对我来说是职业，也是事业，给了我很大的充实感和成就感。学生们自己投票选出来的“全校最受毕业生欢迎教师”，我有幸连续4年当选。
2016年，我有幸作为中国第一个公派聋人教师，到美国聋校孔子课堂任教。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特教方面的差距，并萌发了强烈的赶超意愿。
孜孜以求：架起“聋”“听”桥梁
工作十年，我最庆幸的是回顾过往，觉得当初所做的决定依然是基于自己的初心，希望能够架起“聋”“听”间的桥梁，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到更多的聋人。全国有2000多万聋人朋友，这个群体的数目不小，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我除了做教学科研，也在残联系统做一些工作，担任重庆市聋人协会主席、重庆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真正开始直接为聋人朋友服务后，我愈发切身体会到聋人乃至整个残疾人群体的处境还面临不少困难，需要社会的帮助。其中最迫切的，就是改变传统的残障观。
残障观是提升残障人士社会归属感、价值感的关键一环。传统的残障观是呼吁人们献爱心，同情关怀残疾人群体。而新时代的残障观应是去除人们心中对“残障”的定义标签，构建一个无障碍的社会环境，不过度关注残障人士的短处，让残障人士发挥最大的潜能。唯其如此，才能帮助更多的聋人建立自信，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
我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除了听，聋人们什么都能做。”这是美国加劳德特大学首位聋人校长金·乔丹的名言，也是对新时代残障观的诠释。换句话来说，残疾不是缺陷，它是人类生命多样化的特点。
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对弱势群体充满宽容的社会。聋人和听人的融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聋人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全社会的接纳。我不希望聋人敬佩我仅仅因为我是博士，博士敬佩我仅仅因为我是聋人。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服务工作来说话，推动中国手语翻译和聋教育事业。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语言沟通问题，不再是困扰聋人的迷局。无论是使用口语还是手语的聋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无障碍环境，都可以获得最大化发展，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记者手记 让美好发生的人
采访郑璇时，我一直在试图勾勒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位38岁的聋人女教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个大忙人。联系采访时，不巧她正在浙江参加一个聋校国家课程的教学研讨会。过两天再看她的朋友圈，又去了四川担任手语朗诵大赛的特邀评委。直到她风尘仆仆地回到重庆，我们的采访才终于安排上。
见面时，她又说下午和晚上都排满了课，这次出差回来有30多节课要补。上课间隙，记者和她一起在食堂吃晚饭，她的筷子几次举起又放下，一会儿回复全国各地想报考特教专业的学生咨询，一会儿审核重庆聋协的微信公众号推文……学生们提起郑老师，也说她太忙太累。上课、做课题、编教材、全国各地做交流研讨……占用了太多时间，她几乎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有时见不到她，郑老师就在微信上指导我们，对学生的事是有求必应。”
她也是细心的。去日本出差，回来时给每位学生都带了礼物。女生收到的礼物是眉笔，男生的则是润唇膏。2019级研究生赵莉是聋学生，有一次校外专家来讲课，她听不太清，郑老师看她表情茫然，就主动做起了手语翻译。
采访时，说到记者因为跑突发新闻需要常备雨伞、手电筒等应急物品，她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把只有口服液瓶子大小的迷你雨伞：“这种雨伞特别轻便，推荐给你！”难怪同学们戏称她的包是“百宝箱”，里面什么都有。
她又是极认真的。在记者旁听的一节手语课上，郑璇布置的作业是用手语拍一段小视频，把数字1到10的手势都用进去，然后分组轮流上台展示。有一组学生设计的剧情是：“我失聪后听不见别人说话很伤心，后来戴上了助听器，就开心地笑了。”
郑璇笑着给孩子们点赞，表扬作业完成得不错。随后她又收起笑容，问学生：“是不是用上助听器，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呢？”她用手语向孩子们解释说，助听器只是让聋人更好地接收外界信息，但更重要的是还要帮助聋人提升语言能力，融入社会。
课后提到这个细节时，郑璇又补充说，聋人的语言能力的训练和提升需要很长的时间，心理调适和身份认同的建立则是更为艰难和漫长的一个过程。
和郑璇交流，她谈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对聋教育的规划，以及聋人事业还要做哪些工作。看得出来，她是把聋人事业当成了使命。相信因她的推动，越来越多的美好即将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