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后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成统战工作前哨阵地

　　在影片《苦干》中，重庆大轰炸后整个城市废墟一片，包括南方局在内的所有机构都不得不转移阵地。那么，大轰炸后，南方局是如何搬迁到红岩村的?当时南方局又有哪些重要活动?日前，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接受了本报专访，披露了大轰炸后，南方局是如何在重庆开展工作的珍贵往事。

　　 大轰炸后，南方局搬迁到红岩村

　　“城里到处是废墟，数以千计的遇难者遗体躺在瓦砾中……这一天充满了痛苦，但也会有结束的时候。”《苦干》所记录的惨景时为1940年8月19日。

　　早在一年之前，这样的灾难就降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新华日报头上。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作为中共中央派驻重庆的机关，负责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南方局与八路军办事处合署办公，机关就在重庆城内机房街70号。1939年5月3、4日，重庆遭日机大轰炸，死伤极其惨重。南方局及新华日报社在重庆城内房屋全部炸毁。

　　“为便于工作和避免危险，南方局着手寻觅新址，建设办公住宿用房。经地下党多方联系，最后选定城郊化龙桥红岩嘴大有农场。”周勇介绍。该农场主人饶国模女士思想进步，三子女均为中共党员，因此她慨然允纳办事处迁往红岩，并倾力帮助修建办公用房。

　　办公住宿用房尚未竣工，董必武、博古等便率大部分同志迁入大有农场，散住在工人宿舍和堆放柴草杂物的茅草房中。是年秋天，办公住宿用房竣工，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部迁入。重庆地方当局将这里的门牌号码编为“重庆市沙磁区化龙桥红岩嘴13号”，1945年改为“红岩村13号”。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总馆则迁入化龙桥虎头岩下化龙桥新村165号。为便于在城内开展工作，南方局以周恩来私人名义，租下位于城区的曾家岩50号部分房屋，外界称之为周公馆，周恩来、邓颖超以及董必武、叶剑英等常住于此。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三处公开机构的设立，不仅开辟了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的前哨阵地，也构成一个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从此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南方局及其机构长期坚持在重庆。

　　 南方局积极促进“重庆谈判”

　　“1940年至1944年的国共在重庆举行的三次政治谈判，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都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勇说。

　　1940年1月至7月，为争取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时局好转和国民党继续抗战，周恩来、叶剑英以中共代表身份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进行谈判。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中共以大局为重，为改善两党关系，派林彪到重庆，与周恩来等以中共代表身份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谈判。1944年5月至11月，为缓和第三反共高潮后的国共关系，争取中共应有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到重庆，与董必武一道以中共代表身份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谈判，并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南方局及其所属机构对中共代表的工作支持配合和积极推动更是全方位的、贯穿始终的。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选择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而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谈判。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之邀，中共中央派出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为争取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前途与国民党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其间，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王若飞均以中共代表身份参与，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等举行多次谈判，并于10月10日与他们共同签订了“双十协定”。同时，在谈判过程中，南方局以及所辖机构也配合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的、周到的保障配合工作。

　　 南方局与南岳游干班

　　“在南方局推动下，国共间还进行过一次重要军事合作。”周勇说，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期间，在研讨二期抗战时提出与中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请求。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予以积极回应，经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派叶剑英负责训练班筹建。1939年2月21日，在中共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在湖南衡山南岳镇正式开学。中共派出由教官6人、共30人组成的代表团，叶剑英任团长，特聘周恩来为讲师。同年4月18日、19日，周恩来借到江南视察新四军之便，到游干班作题为《中日战争中的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

　　周勇表示，游干班虽然只办了三期，后因第一次反共高潮而终止。但它在促进合作、维护团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少学员毕业后继续与中共教官保持联系;有的重返前线打击日寇，为国捐躯;有的毅然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