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值得追的“星”！看老中青三代医疗专家如何“跟党走”
“1956年2月，我告别了繁华的上海，第一批来到重庆……如果有人再问我，愿不愿意去支援西南医疗建设，我还是会像多年前一样大声回答：‘党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95岁的老专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原儿保科主任郑惠连掷地有声。
6月17日，由重庆市委组织部、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重庆英才讲堂”庆祝建党100周年专题报告会在渝州宾馆举行。6位医学专家以老、中、青三代医疗卫生领域专家人才的视角，分别讲述了他们“听党指挥跟党走”的故事。
老专家郑惠连：从上海到重庆建设儿科医院
“惠连，中央号召广大青年支援西南，你愿意去重庆建设儿科医院吗？”
“愿意！服从组织安排！”
今年95岁的郑惠连是全国著名儿保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1955年底，家庭条件优越的郑惠连从上海告别新婚不久的丈夫，只身来到重庆，参与重庆儿童医院的筹备工作。
郑惠连说，到重庆后她才发现：什么都不习惯。
“语言不通，吃饭菜又太麻太辣；上班都是爬坡上坎。”然而，这些生活上 的困难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压力最大的，是参与儿童医院的筹备工作。“整个筹备组就我一个人懂医学，了解儿科、门诊和病房的改造，病房药品的准备，甚至服装制作、器材采购等等，都得我牵头操持。”
4个月后，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顺利开诊，结束了重庆无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
那时，郑惠连是医院唯一的主治医师，同时负责医院门诊、病房、药剂、检验等医疗管理工作，整天忙得像只陀螺。但她心里却非常高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忙一点、累一点都是值得的。”
多年后，她本有机会调回上海，但她不但没有离开重庆，还申请把爱人也调到了重庆，“重庆有我牵挂的儿科事业，有好多孩子和家长都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78年，52岁的郑惠连又迎来了医学生命的春天。组织上希望她牵头成立儿童保健科，从治病转变到防病。
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没有经验。“好多同龄人都准备退休了，但是我要听党的话，做好从零开始的准备。”郑惠连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郑惠连和同事们在全国率先出版了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儿童保健学》。在他们的努力下，全国婴儿死亡率、畸形率大为减少，曾经很常见的白喉、猩红热、百日咳等危害儿童成长的疾病也基本绝迹。“我和所有从事儿童保健的同事们，一起为儿童健康事业尽了一份力，所以我感到很骄傲！”郑惠连自豪地表示。
如今，郑惠连已经退休25年了，还是坚持坐诊、义诊，开展育儿的科普讲座。
中年专家周维康：在板凳上建立过敏反应科
“1962年我出生时，父母正在支援重庆医疗卫生建设，他们给我取名‘维康’，是希望我也做一名维护人民健康的医者。”
周维康是重庆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过敏反应科学科带头人。他的父亲周永华，是重医皮肤科首批创始人之一。
儿时，周维康常常坐在父亲身上，摸着他左臂上的一大块疤痕问，那是什么？父亲总是一笑而过。长大后，周维康才知道，原来是早年父亲为了研究毒隐翅虫皮炎，竟然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这才留下了那道显眼的疤痕。
“我埋怨父亲不该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但父亲认真地说：‘身体是自己的，但人是国家的，我是一名医生，维护好人民健康就是我的本分！ ’父亲的话深深触动了周维康，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学医的种子。大学毕业后，周维康也成为了一名皮肤科医生。
2008年，组织上派周维康到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接受医疗管理专门训练。美国先进的技术设备与前沿科学研究让他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先进的理念、经验学会学好。”
期间，他偶然接触到过敏与免疫学研究，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周维康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过敏性疾病可以伴随人的一生，分散治疗可能危及患者生命。”
回国后，周维康决定成立过敏反应科。“由于大家对过敏性疾病了解不够，我的提议招来不少质疑的声音。”但他没有动摇。
最终在医院的支持下，周维康有了一间办公室，他又找来桌椅板凳，一个小小的诊室就这么搭起来了。
万事开头难。科室有了，但如何进行专业建设，如何规范管理，无经验可循。那个阶段，周维康全国各地跑，如饥似渴地学技术、学管理。“只盼着能够早一点把科室建好，为老百姓早一点减少病痛。”
2018年，重庆市人民医院的过敏反应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填补了西部地区的空白。“现在，云贵川等周边许多省市的患者纷纷慕名前来，科室门前经常是人头攒动。”
青年专家周新雨：寻找青少年抑郁诊疗的“中国方案”
“袁隆平院士曾说，他有一个梦想：禾下乘凉梦。而我的梦想就是，用现代科技的力量，拂亮孩子们的心灵。”在报告会上，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副教授周新雨的语气果敢、坚定。
10年前，周新雨跟随导师谢鹏教授上门诊时，曾遇到过一个患抑郁症的小女孩，她总是低头不语、默默流泪。女孩给了周新雨一张小纸片：“你是坏种子，不发芽，不长大，也不结果……”这些话深深地震撼了他。
“抑郁症孩子的内心是多么痛苦与绝望啊！从那时起，我就决定，去精神科工作，用自己的努力，寻找青少年抑郁诊疗的‘中国方案’。”周新雨说。
但是，寻找“中国方案”的道路充满曲折。
他们收集了国内外所有的临床试验数据，希望找到最佳药物治疗方案。然而，这个研究需要依靠一种叫“网络荟萃”大数据分析方法，当时这种方法国内没人会，只能寻求国外合作。多次碰壁后，仅有一家机构同意跟他们合作，但前提是，成果的第一单位必须是他们。“这不是欺负人吗？我们不服气。核心技术是等不来、要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
说干就干！他们立刻组建了攻坚小组，平均年龄还不到26岁。
虽然不断有人质疑，周新雨和同事们却毫不灰心。一年后，他们成功建立了全球首个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临床试验数据库，并最终提炼出最优化的治疗方案。“相关诊疗方案被写入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权威医学指南，我国也首次成为了该领域临床规范的重要推动者和制定者。”
2019年，周新雨牵头成立了“阳光心语”关爱贫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志愿者服务队，先后走进了多个贫困乡镇。他们还利用自主研发的《重庆市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平台》，为全市近20万名中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体检。“通过我们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孩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摄影 通讯员 吴玥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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