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你一双“重庆之眼” 看看过去的重庆
范稳著《重庆之眼》。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新华网重庆4月24日电(毛晓雯)23日晚,2017年度“中国好书”颁奖盛典在央视播出,29种获奖图书全部揭晓,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之眼》荣膺2017年度“中国好书”。《重庆之眼》作者范稳,全书以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展现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等人的爱情与婚姻,描绘了重庆大轰炸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让我们带你从这本书里看看过去的重庆、过去的故事。
这几天,邓家大院所在的二府衙一带的街巷、茶馆里,随处可见那些享誉江湖的袍哥大爷们。他们大多有隔山打人、坐转乾坤的本事,或乘轿,或迈着器宇轩昂的八字方步,身后跟着二爷、三爷及一溜小老幺。他们见面互行“拐子礼”,在茶馆里摆“茶碗阵”,报上各自码头的山名、堂名、香水名以及字辈排序,拱手互称英雄,喝茶指点江山,俨然一场江湖群英会。——《重庆之眼》 P4
1940年重庆街景,路上形形色色的人。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抗战时期,桂渝路上的中型市镇。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山城里的旧时茶馆,三教九流齐聚一堂,各路消息在此碰撞。也有不少帮会选择茶馆作为帮会的联络点,会友们用茶壶和茶杯摆出各式各样的茶碗阵,以此暗通消息。如索取帮助的“单鞭阵”是这么操作的:摆阵人将茶满斟一杯,然后将茶壶嘴正对茶杯。对方看懂“暗语”之后,若同意援助,便将杯中茶饮尽;若无法提供援助,倒掉杯中茶,旋即自酌自饮一杯。
她们没有料到那个晚上全城戒严,各码头、交通要道都加派了岗哨,对出城的人严加盘查。山城重庆的主城区由于受两江夹峙,城门便与众不同,共有十七座,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由镇守重庆的指挥使戴鼎依照“九宫八卦”之象建成“九开八闭”的十七道城门。往昔,九道“开门”、八道“闭门”环长江、嘉陵江而建,依崖筑城,以江为池,易守难攻,险峻巍峨。只有通远门是主城区唯一的陆路出口,其他的“开门”都面临长江或嘉陵江。但这些老城门大多在民国十六年重庆扩城改造中被拆除了……——《重庆之眼》 P74~75
旧时重庆,人们到城门外、大江边取生活用水。此图摘自《遗失:1920-1941年的中国》。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旧时重庆长江船民。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其实,重庆老城墙、老城门的历史还可往前追溯。早在公元前316年(一说公元前314年),战国著名谋略家张仪为巩固秦朝统治,在故巴国国都江州(即而今眼目下的渝中半岛)第一次筑起城墙。再往后,来到南宋时期,遭遇蒙古南侵,守蜀名臣彭大雅依渝中半岛的地形走势,用砖石打造城墙,重庆古城墙格局至此基本形成,围出了所谓的“古代重庆城”。
东水门也是往昔重庆“九开八闭”的“开门”之一,历来是人们从主城区渡江到长江南岸的大码头,也是商旅云集之地。这次龙舟赛的起点就设在东水门,赛道顺长江而已。本来主办方原定的起点在东水门上游的储奇门,赛道将近四公里,经过人和门、太平门、太安门、东水门、翠微门到朝天门。顺长江划龙舟,加上人力,一般二十来分钟就可完成比赛。但重庆防空司令部担心会有空袭,将赛程砍去了一半。——《重庆之眼》 P122~123
1941年5月,龙舟赛预演,这只龙船蓄势待发。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5月,龙舟赛预演,赛场设置于嘉陵江宽阔处。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2年6月,龙舟赛即将开始,一艘赛船突然翻覆。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2年6月龙舟比赛,船头半蹲的是船队的指挥。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旧时重庆的端午节龙船比赛多由一众码头帮和船帮来操办,战队或由某帮会单独组成,或由三五个帮会联合组成。参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须置办赛船、负担选手吃穿用度等等,花钱如流水,财力稍弱便无法参赛,至少无法年年参赛。不过,也正因龙船比赛花销巨大,被诸多帮派当作一年一度显摆的好机会。每年农历的三、四月,帮会若在自家码头上竖帮旗,便表示报名参赛。而迎风招展的帮旗,亦向来往行人昭示了该帮派的实力。
随着时间推移,龙船比赛的参赛队伍后来主要变成了重庆当地社团及各驻渝部队。
刘云翔在机场边一排临时搭建的竹木房里见到了邵福林。珊瑚坝机场由于只在枯水期才可以用,夏季一发洪水,人们就将这些房子拆除搬走,珊瑚坝就只剩下一方江心岛,因此这个机场的建筑都是临时性的。——《重庆之眼》 P464
1940年,重庆一场国际友人招待会上的宋美龄。宋美龄为与日本空军对抗,早年便成立航空委员会,引进国外先进的航空技术与飞行设备。照片中她披肩上别的正是中国航空委员会的徽章。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宋氏三姐妹共同参加献机活动,造访中苏文化协会。抗战初期,苏联政府派遣多位志愿飞行员来华援助。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如今的珊瑚坝种满柔嫩的丝茅草,美不胜收。市民们纷纷到此休闲,野炊、露营、放风筝……各种活动皆适宜。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曾是一个始建于1933年的季节性机场,随滚滚长江的起起落落而决定开启或是关闭;多少爱国志士曾从珊瑚坝起飞,与日军周旋到底,直至生命尽头。
那时的国泰大戏院每有好戏上演,一些没有买到票的人宁愿站在外面等演出结束,然后看过的人津津乐道地讲给没有看到的人听,与他们一起分享精彩的剧情。戏迷也跟球迷、钓鱼迷等痴情者一样,围观也幸福。
……蔺珮瑶脸上泛起回忆美好年华时才有的那种温馨表情,“它是一幢中西结合的三层建筑,正面呈‘山’字形,红色墙体、罗马窗、大玻璃门,那时许多人都把那扇大玻璃门当镜子照哩。这个地方本就是市中心的繁华地带,所以国泰大戏院的门前总是人群熙攘,轿车、黄包车、轿子来来往往,叫卖各种小吃的小贩,站在街角打秋风的浪荡子,妖娆的富家太太和小姐们,散发传单宣传抗日的学生,来这里交换情报的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地下党,她喜欢在国泰大戏院这种地方和她的同志们接头。”——《重庆之眼》 P266、276
1941年2月,话剧《雾重庆》于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描写抗战中的年轻人在重庆如何挣扎。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2月,话剧《雾重庆》中的场景。此剧上演,轰动山城。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2月,话剧《女子公寓》亦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2月,话剧《女子公寓》中的一幕。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的前身,便是这国泰大戏院。它建成于1937年2月8日,耗资14万银元,这在1937年可是一笔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大戏院建成后,兼具戏院和影戏双重功能,有时白天放电影,晚上演话剧,一年四季娱乐不间断。戏院内,1500个安装着弹簧座垫的座位排得整整齐齐,天花板上坠着6盏巨型吊灯,墙壁上还安装了8台换气扇;戏院外,霓虹灯组成的“国泰大戏院”招牌在夜色中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彼时重庆人不识霓虹之名,将霓虹灯谐音称作年红灯)。——这样的戏院,这样的设备,如今看来稀松平常,却是旧时山城的摩登代表。
那些支撑吊脚楼的柱子好一些的有成人的大腿粗,寒碜些的用竹子捆绑而成。本地人称之为“捆绑房”,下江人叫它“抗战房”——他们来到重庆,能暂住进这样的房子已属幸运的了。这些“捆绑房”或黢黑残缺,或歪歪斜斜,就像破衣烂衫的山城底层百姓的脚,坚韧地站在坡坡坎坎上,不惧寒酸,迎风挺立。有些“捆绑房”被炸垮了、震倒了、烧毁了,但不出一个月,它又神奇般地站立了起来……对生活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并不复杂,炸垮了房子,只要人还站在山城的坡坎上,房子也就跟着站立起来了。——《重庆之眼》 P123
1940年9月,重庆市郊。大轰炸后,市民们用木材、毛毡等快速搭建简易住宅。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5月3日,日机对市区及江北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图为被炸成废墟的华华公司。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因战时物资奇缺,重庆民众修建房屋只能因陋就简:以木穿斗框架结构的土墙屋已算“高级住宅”,更多的人只能用楠竹、木板、篾席、篷布搭出简易的“抗战房”,再以油毛毡和茅草覆顶。当时的陪都建设委员会在《建筑平民住宅规程》中对民众自建房屋作了诸多规定,例如:“修建房屋必先得执照,要照图样营造,马路街巷边之建筑应照规定尺度退让,与邻舍相连部分要砌防火墙,靠马路边50cm以内不准建捆绑房屋。”但在战火纷飞的非常时期,这些规定形同虚设,普通民众建起一方避风港实属艰难,哪还有余力处处遵照规定?
那些年,面对日军的密集轰炸,坚韧不拔的山城子民练就了一身快速复原家园的好本领,只要手边还有几块烂木板,就能造出一个家。
原文摘自《重庆之眼》(文/范稳)
图片摘自《陪都重庆 1938-1945 : 大轰炸下的抗日意志》(编/秦风)【特殊说明的图片除外】
编辑: 李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