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孩子——“战时儿童保育会”烽火中救助近３万难童

    新华社重庆７月２６日电题：当年的孩子——“战时儿童保育会”烽火中救助近３万难童

    新华社记者周文冲、韩振

    ７２年前一个初春的夜晚，在重庆七星岗一个半截屋顶的窝棚里，８岁的程铭裹着破了洞的麻袋和烂棉絮，躺在七八个和他一样无家可归的孩子中间。

    有人发现了这群孩子，他们被送到一个收容流浪儿童的地方——保育院。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千万中国难民流离失所，其中幼弱的儿童更是最大的受害者。“刺刀和子弹常常残酷结果了许多活泼泼的小生命，７岁的女孩，敌人竟连野兽都不如地强奸她们。”共产党员曹孟君等人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们！”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０日，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由妇女界进步人士倡议发起，以救济教养战时难童为宗旨的抗战爱国团体——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

    保育会自成立起，工作人员就不顾炮火危险，到战区搜救失去亲人流浪街头的孤儿和贫苦之家无力抚养的儿童，运送到后方安全区。在安全区内，保育会设立学校兼家庭式的保育院，对难童集中养育。

    在被送到保育院之前，程铭已经过了一年多“讨口要饭”的日子。父亲和爷爷被敌机投下的炸弹炸死，母亲改嫁，奶奶也病死了，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

    “当年如果没有被送到保育院，我可能早就饿死了。”程铭说，在保育院这个“新家”里，生活虽然也很艰苦，但至少穿得暖、吃得饱，一周还能吃到一次肉菜，“这已经足够了”。　　　　　重庆歌乐山第一保育院是当时的“模范保育院”，这里的孩子们可以经常见到前来参观的“大人物”。保育生李家琼老人回忆说，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来看望师生；冰心和陶行知也来讲过故事。

    保育院的课程设置基本与普通小学相同，每周上课五天，劳动一天，周日休息。由于战争环境和保育生的特殊经历，每个保育院都把“教养小主人、培育小战士，复兴民族、自求解放”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组织儿童宣传队、救护队、歌咏队宣传抗战。成都分会第四保育院保育生裴金全说，当时他还去机场表演过节目，慰问“飞虎队”的空军战士。

    课余时间，保育院也培养孩子们自力更生，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歌乐山第二保育院保育生童晓东还记得当年怎么“打草鞋”。“我们几个人一组，各自有分工，我负责搓草绳，一天能打５双草鞋。”童晓东说。

    第二保育院师生在歌乐山向家湾种了几百株李子树，平日里保育生要去捉虫、除草，精心看护这片林子。而当李子成熟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孩子舍得吃。“我们都知道这个李子是要拿去卖钱的。卖的钱给前线战士买笔和纸，让他们给家里写信报平安。”童晓东说。

    抗战期间，保育会以民间组织的形式，承担难童救助，减轻了政府和难童家庭的压力，间接支援了抗战。同时保育会也通过自己的工作，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为中国抗战赢得国际社会更多支持。

    据档案记载，到１９４６年９月保育会结束使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成立２０多个分会和数十所保育院，救助抚养难童２９０００多人，他们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保育生。

    “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烽火中难童成长的摇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抗战文化所所长艾智科说。

    １９５１年１月，从保育院里走出来的程铭穿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当时他还不满１６岁。“没有保育院、没有国家就没有我，这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程铭说。

    ７２年前那个睡在烂棉絮里的小孩子可能不会想到，战时儿童保育会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那个初春的夜晚，是他流浪日子的最后一晚。

    坐在重庆保育生联谊会办公室里的一把塑料椅子上，８０岁的程铭正在讲他的故事。他的身边，是８２岁的李家琼，８３岁的童晓东，８７岁的裴金全……当年的孩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