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有个中苏友协 我们和苏联像走亲戚那样频繁
中苏友好协会(重庆市)会员证。
中国发行的纪念邮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
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章。
唐珍璧 近照。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报道
5月9日,在电视里看见莫斯科红场阅兵,84岁的重医退休职工唐珍璧先生,回想起1951年,他19岁那年刚参加工作,单位就是当时堪称豪门的中苏友好协会。这个协会的总会,1949年10月15日,才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成立。阵容十分豪华,会长是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张澜、黄炎培各路名流为副会长。今天,唐珍璧老人回顾他当年那段中苏友好协会的往事。
新民街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的第二年,全国各大城市都成立了分会,各分会会长,都由各地党政巨头担任。唐珍璧说:“我们西南总分会的会长,就是贺龙,当时他是西南局第三书记,还不是元帅,几年后的1955年,贺老总才成为十大元帅之一。”
重庆的西南中苏友协,地点在大同路新民街市文联隔壁。“市文联和我们协会的领导、团支部,过组织生活都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文联的头儿是艾芜,一级作家,《鲁迅全集》里面,都有他的名字;还有邓君吾,创造社的元老,都是大名人。我们协会的总干事赵栗,是从西北部队过来的,彭德怀的人,先在林园从事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改造。把他留在重庆,是贺龙点的将,叫他留下,不然他不干,他想回部队。”
赵栗既是唐珍璧的上级,也是他文化上的老师。“我是他的秘书,他一手一脚教我写文章。当时我没满19岁,边学边干。我写的稿子,他边吃饭边看,看到有不好的地方,马上改好。他后来当过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后来他去北京中联部当了一个司长,他夫人现在还在,前几年还叫我去北京玩。”
对贺龙的回忆,更加愉快。“节日搞活动,贺老总跟我们机关的女同志跳舞,很风趣。逢年过节搞活动,糕点、糖果随便吃。我们是对外单位,吃得太差的话,说不过去。”
卓娅班
1952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日,国家邮电部为此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来庆祝,共4枚。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庆祝。唐珍璧说:“重庆是在文化宫开的。”
1950年代,是中苏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蜜月期,两边像亲戚一样,走动频繁。据重庆大事记和原四川省团校大事记记载,1952年11月1日,全市青年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各界青年听过访苏青年同志观感报告的有196640人,看过苏联影片展览的有166267人,参加各种座谈会的3万余人。
1954年到1958年,先后有包括《共青团真理报》编辑在内的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苏联青年代表团、苏联青年先进生产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代表团来渝,参观重大、新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空压厂、建设厂、西南钢铁公司等单位并作技术表演。而且中苏领队级别都很高,苏方派出的是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洛吉诺夫,中方接待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
1955年10月,团市委邀请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的母亲、苏联教育家柯斯莫捷米杨斯卡娅,在当时的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现人民大礼堂),向5000多名青少年作关于卓娅和舒拉的报告。卓娅的母亲是当时在我国大量发行的畅销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作者,全场青少年都是这本书和卓娅的忠实粉丝,现场就像开了锅一样。演讲中间,全场起立鼓掌致敬10多次。
卓娅的妈妈是苏联文化代表团的成员,从北京下到重庆。跟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重庆的中学,也有以卓娅的名字命名的班级。唐珍璧说:“我去采访过渝女师校(即二十九中前身)两个以苏联英雄名字命名的班,一个是卓娅班,一个是奧列格班。奧列格班是普师五二下59班,在学校算是调皮的班,不遵守秩序,对老师也不尊敬,经过中苏友好月的活动,全班大多数同学都看过《我的儿子》,决定以里面的苏联小英雄奧列格的名字命名班名,鼓励大家好好学习。这个班的女生还和志愿军通信,志愿军也从朝鲜前线回信鼓励她们,全班同学都喜欢苏联文学,还喜欢苏联的古典文学,喜欢高尔基、托尔斯泰。我记得有一个名叫袁世春的女生,一学期就读了十几本苏联文学书。卓娅班最前面挂着两张卓娅的像,有一张是西南艺专的学生送的,有一张是班上同学自己画的。后面墙壁上挂着卓娅班旗,红色的,很漂亮。经过学苏联,班风大大好转”。
他们还大办苏联图片展、苏联电影周、俄语夜校,编书籍、出画册。“我们还有宣传车去放苏联电影。我们中苏友协和抗美援朝协会,是一个领导,所以为抗美援朝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我们也要去动员宣传。”
大儿子
中苏友协的工作,还包括组织一些去过苏联的人,到重庆各单位巡回演讲。唐珍璧说:“后来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当时任团市委学生部部长、团市委副书记,他去过苏联;还有解放前当过枣子岚垭济民妇产科医院院长的朱宝翠,也去过,我们就请他们作报告。当时能去苏联的人,还是比较少,要求很严格,不像现在全世界都可以走。”
当时没有像样的会场。“西师大礼堂都还没修好,茅草棚棚,人都坐不下,后面的同学人挤人,就像在叠罗汉一样,我们就安排他们到前排来坐。1952年或1953年,曾任重大法学院院长的民盟领导潘大逵,当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在重大团结广场讲他的苏联之行,学生站着听了几个钟头,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像邱少云一样,哪像现在。当时肉联厂、建设厂、重钢都有苏联专家,不归我们管,但我们要下去了解他们有什么苏联经验可以讲给我们听。我记得,重钢我都跑了好多次。”
中苏友好协会是1949年后全国最大的官办群众组织,会员有证章、会员证,要缴会员费。1960年,中苏蜜月拉爆,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中苏友协负责的“中苏友好、介绍苏联、学习苏联”的热度骤降。
1966年,中苏友好协会更名为“中苏人民友好协会”,1992年,苏联没有了,中苏人民友好协会更名为“中俄友协”,直到现在。唐珍璧回顾自己1951年到1957年在中苏友好协会的往事,已是过眼云烟,只有一样东西是坚实的存在并将生生不息。他说:“在中苏友好协会时,我生了大儿子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