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有个计划：从佛图关凿穿条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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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的重庆地图关于鹅项颈位置的标记。 王辉 供图
鹅岭，曾名鹅项颈、鹅项领，重庆母城渝中区制高点，海拔高度379米。位于长江、嘉陵江南北相峙而成的陡峭山岭之上，是渝中半岛最狭窄之处，也是长江、嘉陵江直线距离最短处，形胜险要所在。
抗战时期，此处为重庆防空部队驻地，专司抗击日寇敌机。70多年前乃至更为久远的历史定格镜头中，重庆城至少三次因为鹅岭惊世骇俗的建设计划，而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鹅岭与交通中心枢纽仅一步之遥
1941年，风雨如晦。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美国等国的参战达到最大规模，在中国战场，日军的气焰到达顶峰，战时首都重庆陷入日军“无差别轰炸”，损失惨重。
民族危亡的紧张氛围中，一个看起来与战争关系不大，甚至有些与时代脱节的大型建设计划，却准备在战时首都铺开。
“拟于复兴关下选择适当地点一处建造交通隧道一条，式样拟采比利时安卫市新造河底隧道形式……此道一通，则李子坝至菜园坝间之交通，江北南岸之交通可顿形便利。”这是1941年9月23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向当时的行政院递交的《三十一年度工作计划》。
这个计划简单地描述，就是在渝中半岛最窄处鹅岭上的佛图关(战时曾改名复兴关)，凿穿一条隧道，连通渝中南北。
稍具常识的人都清楚，在几乎全是坚硬岩石的渝中半岛打通整座山体建隧道，这对70多年前抗战最艰难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都是巨大考验。
“当时的抗战建国方针，就是要一边抵抗，一边建设。”青年历史学者王辉表示。
但残酷的现实是，那一年日军发动了灭绝人性的《102号作战》计划，对重庆进行了超过3000架次的“无差别轰炸”，整个重庆几近沦为焦土。
若以急切性而论，一条隧道似乎并不该被列入当年的建设计划，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说明了他们的理由：“无论为目前计，为战后计，沟通南北之交通隧道均非辟建不可。日后隧道完成，不但交通情形便利而与防空更有莫大用途”。
相对于打通当时堪称战略交通的意图外，防空是更充足的理由，一条坚固岩石下的隧道在当年就等同于一座超级防空洞。
无论理由多么充足，困难却是显而易见的。按当年的估计，佛图关地峡宽约2至3华里，仅以人工开凿，等凿穿之日，抗战恐已结束。因此，和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一样提出计划的重庆市建设期成会在《重庆市建设方案》中认为，“如能购得开山机为工具，则工程亦不致十分浩大”。
当年的重庆市区交通整体呈马蹄形，一旦该隧道建成，整个重庆交通将会成为椭圆形的循环，这对战火纷飞的重庆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受制于当时几近崩溃的国力和极其有限的技术力量，一年内完成该计划几乎是天方夜谭，因此在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议上，会议主席孔祥熙决定缓办该规划。
有专家认为，当年该隧道建成，鹅岭立即就会成为重庆的交通中心枢纽。而这项足以改变重庆发展进程的庞大规划虽折戟于七十多年前，但却在重庆解放后被八一隧道、向阳隧道、石黄隧道等工程完美替代。历史由此呈现出复杂而曲折的一面。
渝中半岛两次险成“孤岛”
事实上，对鹅岭更为惊世骇俗的建设规划，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已出现，而那一次的规划，险些彻底改变重庆的地形地貌乃至重庆整个近现代发展史。
1921年11月，杨森就任重庆商埠督办，此后提出了重庆的城市建设规划，其中一项让人瞠目结舌的规划就与鹅岭有关。
彼时，将鹅岭环抱的两江存在较大的水位差，经测定，嘉陵江水位比长江高出30米左右，这成为这项规划的大背景。
杨森设想，将渝中半岛最薄弱处的鹅岭凿穿，然后让嘉陵江水改道由该处直接汇入长江。嘉陵江下游至朝天门段，则因江水改道成为滩涂，这样就可以将渝中与江北连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