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率” 在延安提出,何以在重庆面世?

05.08.2021  19:20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指出,毛主席和黄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历史周期率,要求全党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意识。

76年前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发轫于延安窑洞,在战时首都重庆面世,影响深远、流传至今,成为重庆近现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和你一起回顾这场深刻对话。

忧患时局 促进国共和谈

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事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反映了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愿望,立刻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集会上说:“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说:“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说:“大家所讲联合政权,国民会议,其实都很平常,容易做的,问题在政府能否接受。”然而,国民党当局拒不接受意见,坚持独裁政策。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机场欢迎前来访问的六位参政员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详尽地阐述了建立联合政府的目的、方法、步骤:第一步,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协商,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5月21日,国民党六大闭幕,作出了单独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决定,用以抵制中共和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在会上攻击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部分民主人士深深的忧虑。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当时是民盟和中华职教社领导人。当国共关系僵化,黄炎培主动联合了几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又联系了中间势力中几位老资历的参政员,愿为国共和谈做些事情。黄炎培通过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将意图传递给了延安。

5月21日下午,王若飞登门看望黄炎培,送来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并与黄炎培、冷等长谈,就已经中断的国共谈判问题交换意见。

访问延安 了解政情民风

黄炎培认真阅读了《论联合政府》后,深受触动。经过一番酝酿、接洽,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个人名义赴延安访问。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1945年6月30日,黄炎培等人与王若飞共进午餐,并细谈延安之行的种种安排。7月1日,六位参政员登上一架军用飞机,9点35分起飞,经过约4小时的飞行,于下午1点半抵达延安。

中共中央对六位参政员的来访十分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30多位领导人到机场欢迎,握手致意。

毛泽东与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盛赞毛泽东“好记性”。回到重庆,黄炎培每次对人讲到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细节,十分高兴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餐毕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小憩后,黄炎培、褚辅成和冷遹三人,无需任何人陪同,自由地到各处散步,观看市容,走进商店与店员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民俗风情。他们觉得样样都很新鲜。

晚上,雪白的月光照进房间,黄炎培心潮涌动,遂作七律一首:

延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达成共识 递交会谈纪录

1945年7月2日,黄炎培一行六人,如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他们来到毛泽东接待客人的会客室。房间方方正正,和煦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在地上,令人感到温暖。室内中央摆放一张条桌,20多把椅子围在四周,墙上挂着几幅画。其中一幅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的画作,画中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旁有几只酒杯。画上,有黄炎培亲手题写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时,曾经路过茅台镇,国民党造谣说红军在茅台镇时,纵容官兵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中洗脚。黄炎培不信谣言,在沈叔羊为父亲“画以娱之”,请他题词时,特写一首七绝《茅台》,以讽喻国民党。没想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他顿生知遇之感。

在随后的交谈中,黄炎培完全敞开了心扉,和共产党成了真心朋友。

据《黄炎培日记》记载,那天参加座谈时,“同座周恩来、朱德、林祖涵、刘少奇、任弼时、王若飞、张闻天”。先由褚辅成介绍来意,接着,黄炎培等五人一一发言。大意是全国团结是有绝对的必要,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毛泽东细细听着,而后发言,大意是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双方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一致的。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宴请黄炎培一行,周恩来、陈毅作陪。席上拿来了延安少见的茅台酒,宾主谈笑风生,洋溢在团结和快乐的气氛之中。

在五天时间里,除了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交换意见,黄炎培与陈毅、吴玉章、陈绍禹、黄齐生、范文澜、张仲实、丁玲等人士也进行了深入交谈。延安的一切都让黄炎培一行感觉新鲜:韬奋书店、供应总店、商店、医院、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院、联合木器厂、货币、妇女的装饰等。街道整洁、干净,处处与国统区不同。延安百姓对毛泽东直呼其名,或称“老毛”,从来不称官衔。街头可见意见箱,民众可以直接提意见,上书毛泽东,民主氛围十分浓厚。

7月5日中午,黄炎培一行即将告别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飞机12点50分起飞,下午3点半在大雨中返抵重庆。当天,他们风尘仆仆地向国民参政会递交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在延安的95个小时中,黄炎培与毛泽东三次深入交谈,推心置腹,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延安之行,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秉笔直记 出版《延安归来

回到重庆后,各界人士纷纷前来拜访,向黄炎培打听延安的情况,还有许多地方请他作报告,讲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同样的话他反复讲了许多次,仍然应接不暇。最后,他干脆闭门谢客,口述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由夫人姚维钧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

延安归来》书影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分十个小节,细致介绍出访延安的动机、目的、过程,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内容,对国共和谈前途的看法,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以及工作作风、精神面貌等;二是“延安五日记”,用细腻的笔触、写实的手法,详尽叙述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谈、所感。

黄炎培写书时,许多朋友好心劝告他,到处作报告,讲延安的好话,已经有人说闲话了;如今还要写成书印出来,万万要不得,你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黄炎培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秉笔直记所见所闻和所谈,完全讲事实,绝不加以渲染。朋友们说,国民党最怕事实。多少年来,他们天天造谣,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匪徒,把边区形容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用来欺骗百姓。而你访问了延安,告诉大家共产党鼎鼎大名的将领都那么温文尔雅,边区又如何自由、温暖和光明,岂不是打了国民党的耳光。何况,由你这样一位著名的老教育家讲出来,岂不格外可怕。黄炎培说,我不信佛,但我一生不打诳语。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既然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书很快写完,先在《国讯》杂志分两期发表两天的日记,读者反映很热烈,杂志销量陡增。但仍有人提醒黄炎培,以不继续发表为好。按国民政府规定,新书出版要送有关部门审查。黄炎培担心被扣,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此书不送审,自行出版。同时,黄炎培以此书为契机,带头发起“拒检运动”,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和后果。

1945年8月9日《新华日报》头版关于《延安归来》的广告

7月30日,在中共党组织帮助下,书稿秘交重庆南岸润华印书馆印刷。8月7日,《延安归来》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初版两万册。8月9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大幅广告。几天内,《延安归来》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这本书在大后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黄炎培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的正确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民主新路 跳出历史周期率

延安归来》一书,最为后世称道的,就是黄炎培首次向社会公开披露了在延安窑洞中诞生的“历史周期率”之问。

1949年9月,黄炎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家做客,促膝长谈。他问黄炎培来延安几天感想怎样?黄炎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在重庆公开发表《延安归来》,使“历史周期率”之问深深地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中国共产党也格外重视这位真诚的朋友。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在百忙中单独设宴,邀请黄炎培夫妇到香山双清别墅做客,畅叙别情,征询他对新中国建设的意见,直至午夜。新中国成立后的10多年中,黄炎培致信毛泽东,对大政方针提出建议90次左右,毛泽东亲笔回信约60封。他们的交往,生动地诠释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深刻内涵,在党的统一战线历史上,谱写了一段佳话。

2021年“七一”前夕,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应邀参加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时于驻地留影(黄方毅供图)

2011年,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在重庆建成开放,黄炎培的《延安归来》陈列在二楼展厅的醒目位置,向天南海北的游客讲诉着“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故事。

原标题:“历史周期率” 在延安提出,何以在重庆面世?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 联系上游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