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千年石窟大足石刻的重光

　　从阿旃陀佛教石窟到新疆克孜尔石窟，经敦煌到云冈、龙门，而后由北向南，起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最终在中国西南画上句号——大足石刻，铸就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这是2月23日拍摄的重庆大足石刻景区的宝顶山摩崖造像（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中国气派的“石窟丰碑”

　　一千多年前的一个清晨，大唐王朝西南的一处偏僻山岭中，石匠们攀缘在险峻的崖壁上，金石撞击间，响起了大足石刻第一声开凿之音。光阴流转，沧海桑田，斧劈刀凿在这里延续不绝，5万余尊造像、10万余字铭文破石而出……

　　自公元3世纪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石窟文化，经伊朗、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地区传入中国，而后分别于公元5世纪和7世纪前后（魏晋至盛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

　　唐宋之际，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南移，长江上游川渝地区的石窟寺建造迎来高潮。位于今重庆市大足区境内的摩崖造像更是异军突起，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建成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从而继北方之衰，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

　　“自晚唐从北山开龛造像，大足石刻的开凿历史一直延续200余年，在两宋时期到达鼎盛。”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昉介绍说，尤其是在南宋中后期，由当地一代高僧赵智凤清苦70余年营造的宝顶山石刻，将大足石刻推向了顶峰。

　　史料记载，赵智凤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生于大足县米粮里，自幼孝顺，少年时因母求医委身于寺庙中，而后得道成为高僧。凭着“凡可以济人利物者，靡所不至”信念，赵智凤在川渝各地游历、学法多年后回到大足，主持营建了宝顶山石刻道场，为家乡求福禳灾。

　　↑2月23日，游客在重庆大足石刻景区的宝顶山摩崖造像区参观游览。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就是在此期间，金光夺目的千手观音造像、气势恢宏的释迦涅槃睡佛，一件接着一件独具匠心的杰作破石而出。”米德昉介绍，宝顶山的石刻造像不仅精美恢宏，而且将宗教文化和中华民族忠孝、仁爱、诚信、礼义等传统价值理念融合其中，成为佛教中国化的精彩注脚。

　　“石窟艺术虽是从域外传来，但在此过程中，逐渐融入了鲜明的中国元素。”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表示，由近万尊石刻造像组成的大足石刻凝结佛、道、儒和中华民间文化于一体，让观者通过熟悉的生活场景体悟思想、涵养精神，从宗教、哲学、艺术等多方面展现出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可谓石窟艺术中国化的集大成之作。

　　1999年，第二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足石刻因“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也奠定了“北敦煌，南大足”之地位。

　　↑这是2月23日拍摄的重庆大足石刻景区宝顶山摩崖造像。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光彩重现的文化遗产

　　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矗立山崖千年的大足石刻群像，在长年累月的风侵水蚀下，病害多发，抢救保护刻不容缓。

　　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最为典型。2007年，这个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的金身佛像出现了手指掉落的情况，2008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千手观音抢救加固保护项目，并将其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当时共发现石质胎体风化、贴金层开裂、彩绘脱落等各类病害34种。”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说，如此大规模、综合性石质文物修复，没有先例可循，为此专门汇聚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10多家文保、工程单位近百名专家和技术人员联合“诊疗”。

　　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等现代科技首次在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中应用……随着千手观音本体修复进入关键阶段，一个个意想不到的难题挡在了保护人员面前。

　　造像金箔加固需要稳定耐用的黏合剂。最初采用北方常用的牛胶材料，但试用后水土不服，很快长出了白色绒毛。“项目组经过反复比选、试验，最终选择了西南地区传统的大漆材料，并改进工艺，终于解决了难题。”陈卉丽说，这一过程就耗时近三年。

　　“千手千眼”的观音造像，手的形态极其复杂多样，是修复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对每一根手指、每一处细节进行认真勘察，保护团队先后完成1032张调查表填写和20000余张现状照片拍摄，收集35000个数据，分门别类施策，逐一修补。在此过程中，还第一次真正数清了“千手观音”手的数量——830只。

　　经过近8年修复，投入各类修复材料约一吨、金箔44万张，2015年6月13日，历经800多载沧桑风雨的千手观音金光重现。

　　↑这是2月23日拍摄的重庆大足石刻景区宝顶山摩崖造像区的千手观音。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走向世界的“大足智慧”

　　1940年1月，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来到大足石刻寻访，首次采集到众多图片、资料。7年后，梁思成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系统介绍了此次考察成果。这是国际学术界第一个关于大足石刻的报告，也是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开端。

　　半个多世纪后，随着中国政府对包括石窟寺在内的人类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大足石刻迎来保护利用的新阶段，其日益丰富的保护、研究内容，再次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2月23日，游客在重庆大足石刻景区参观游览宝顶山摩崖造像。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2009年，中意联合在大足成立了石质文物保护中心，也开启了两国之间石质文物保护修复领域的合作尝试。”黎方银介绍，意大利文物保护起步早、基础好、人才众多，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更是世界领先，邀请意大利专家参与文物修复，让我们近距离了解了国际上的先进技术。

　　2017年，曾在意大利保护过多处世界遗产的威尼托文化遗产集群总监卡洛和他的团队来到大足，和当地文保专家一同开展对摩崖造像的修复工作。

　　此次合作，卡洛的团队在多项修复技术上获得中方点赞，他们在试验修复中使用的生物酶试剂、低温等离子清洗机，比中方团队原先使用的试剂和设备效果更好，被成功应用于修复中。

　　↑2月23日，游客在重庆大足石刻景区拍摄宝顶山摩崖造像卧佛。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卡洛则认为，此次实践合作中，他们同样从中方的修复技艺中获得多处启发，意大利没有石窟寺，参与大足石刻的保护修复，正好弥补了这一领域保护研究的短板。“中意两国的合作，可以共同讨论文物修复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应用于两国的文物修复，并给全世界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样本。”卡洛说。

　　大足石刻研究院还积极搭建“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平台，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专家、学者多次前来访问、交流，并从宗教艺术、石窟考古、世界遗产、碑铭文献、信仰义理等多方面对大足石刻进行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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