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恒启：当过远征军，开过砖瓦厂

夏恒启 1923年生，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十七期步兵学员，毕业后任第5军第22师特务营排长，后入印度蓝姆伽受训，成为一名远征军；解放后在大足开砖瓦厂。

夏恒启今年92岁，回望自己一生，似乎历经坎坷这四个字都无法完全概括。

安徽芜湖出生，少年时期家乡即告沦陷，偷渡日军警戒线后考入黄埔军校四分校，毕业后随新编22师远征军入缅，抗战结束后随陆军机械化学校四处迁徙，并与国民党溃军一起在台湾基隆登陆。因思念故乡，由岳父资助在1949年底借道香港回渝。

身披起义人员的殊荣，两年后接手一家砖瓦厂，生意兴隆。不过在随后的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又因想改善生活跑单帮被定投机倒把罪入狱。文革后平反，并于1987年退休。

文/图 重庆晨报记者 李璐 报道

夏恒启老人脸部轮廓分明，目光炯炯，端坐堂前，威风尚存。

在大足玉龙镇龙水湖畔的一栋旧式居民楼的顶层，夏恒启拄着一根拐杖，在楼梯口等候来访者。热情引导来者入座之后，老人保持笔直的坐姿与人交谈，中气仍足。而最后与客人道别时，老人还坚持送到楼梯口，然后一直在走廊上驻足凝视，直到客人上车后，他仍在挥手道别。

夏恒启的后人认为，强壮的体魄和彬彬有礼的待客之道，是老人早年戎马生涯的产物。回望夏恒启的前半生，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造了他的人生。

家乡沦陷 一腔热血进黄埔

我1923年出生于安徽芜湖无为县。父亲是招商局轮船上的水手，我在家排行老幺，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与两个哥哥。1937年底，芜湖沦陷，我刚刚念完初中，便到高店一家广东人开的商铺当学徒。

1939年，沦陷区虽然被日军占领，但当地热血青年颇多，我的中学同学中有一位年纪大有主意的，筹划组织几十个青年偷渡出沦陷区，去上饶参加国民革命军。当时我刚16岁，也可以说一腔热血，当即和这20多个青年一起，冒险泅渡，从芜湖抵达皖南行署屯溪（现黄山市）。一个月后，军政部入伍生第一团在屯溪招考学员，我考上了。随后与其他两个行署的学员一起行军，到达江西瑞金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就读。半年后又调到了位于贵州独山的黄埔军校四分校。

当时招考科目包括数理化和英文，对考生还有相貌和身高要求。

我在江西瑞金第三分校加入国民党，蒋经国还来见证入党宣誓。整个学习期间，有步兵的相关知识，还有炮兵战术、日语、地理、筑城、挖工事、倒水泥、架浮桥等很多课程，还要学会在夜间通过星座辨识方向。

新兵报到 飞越驼峰抵印度

我所在的部队大多是江、浙、皖的流亡青年，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曾对我们说：“各位都是三江子弟，将来要随本长官打回老家去的”。我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四分校17期步科23总队第七队学员，毕业后分至第5军22师特务营二连三排任排长。

我所在的新22师，即是参加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且遭遇野人山惨况的部队。有史料记载，1942年这支队伍第一次远征失败撤退时，进入野人山总计2万多人，最后仅生还官兵三千余人。

我是1943年3月黄埔毕业，5月被补充第五军新22师。那时的新22师正在楠木迦集训。我从昆明巫家坝机场登上运输机，一个连100多人挤在机舱里，飞越了驼峰航线，最后到达了加尔各答机场，最后坐汽车到了楠木迦。

到了楠木迦后，我并没有打仗，主要工作是守卫，守仓库、医院和给养，部队已经归史迪威指挥。当时部队用的是美国给养，武器配发的是卡宾枪和冲锋枪，吃的是黄豆、白糖和猪肉。我当时是排长，配发的是德国20发驳壳枪。美国人对中国军人要求严格，规定其离开营房不准乱来。当时印度有红灯区，部队不允许去，也不允许赌钱。

我在印度只呆了两个多月，当时我的长官升任军长，我所在的特务营随长官调回云南。

败退台湾 岳父资助回永川

很快抗战进入尾声，抗战胜利后，国民革命军整编，我短暂退伍，回到夫人家乡永川，成为一名教书先生。我的岳父是当地名人，拥有一间电灯公司，负责当地居民每晚两三个小时的供电。

内战爆发后，我被召回，调至陆军机械化学校任教，学校在潼南县。后来，学校更名为陆军装甲兵学校，由潼南迁至徐州。淮海战役失败后，学校又迁到了南京江宁，之后迁到上海。1949年5月18日，上海已经被包围，我带着夫人和几个月大的女儿，与溃军部队一起上了登陆艇，冲出吴淞口，在乱哄哄的基隆码头登上了台湾，不久迁至台中市。

当时的台湾一片凋敝景象，我心生悔意，觉得不该背井离乡来此海岛。因此借口说老婆、女儿水土不服，要送回老家调养，获准请假返回大陆。假条拿到了，可盘缠还没着落，当时只能通过香港中转。我的岳父托人在香港借了500港币，购得机票后，1949年10月，我带上老婆女儿和自己的警卫员举家赶到香港。随后，搭乘陈纳德十四航空队的运输机，从香港飞到了柳州。然后一路颠簸，在1949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才回到永川。

生意好手 接手经营砖瓦厂

永川当时已经和平解放，我从台湾辗转回来，被认作起义人员，不仅给予殊荣，还安排了工作，在成渝铁路永川县指挥部当股长。

成渝铁路修通后，我复员回家，在永川县工商联当副主任。当时邮亭有一个砖瓦厂亟待转手，我被组织安排接手经营。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砖瓦需求量大，生意很好做。那个时候烧一窑砖可以赚200元，可以买1000多斤大米。

国家正值建设期，砖瓦需求量会很大，我很快利用无人用的老窑洞，赊来煤炭，招来几个人就开始干。我还押着货物到菜园坝，经过中间商，几天就卖完。

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我成了砖瓦厂的私方代表。运动很快来了，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后因想改善生活跑单帮被定投机倒把判了九年徒刑，1974年才被放回家。文革后，我被安排到了大足丝厂，1979年被选为大足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80年当上大足县侨联副主席。1980年夏获平反，并于1987年退休。

探亲美国 辗转一年终回家

改革开放后，我还重回过台湾，为此还成为两岸争夺的对象。

1982年，我申请探亲，想去看望在台湾的哥哥和在美国的姐姐。办好护照，要去广州签证，准备经台湾到美国。但当时两岸关系紧张，我嫂嫂先到深圳罗湖桥与我碰头。

1982年9月30日，我从香港飞到了台湾。下午三点，飞机在桃园机场降落后，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就把我控制起来，要求我在反共宣言上签字。我哥哥嫂嫂也来劝我，叫我留下来不要走了。所有人都对我进行攻心战，历时四个小时。

我离开大足之前，大足县四大班子领导都找我开过会，让我出国探亲后一定要回来，还让我在外面要不卑不亢。我对台湾方面说，妻儿都在大陆，不可能留在台湾。在机场僵持到晚上七点，台湾已经没有到美国的航班了。我最后执意改飞新加坡，一家人终于在美国波士顿团聚了。

哪知我姐姐也让我留在美国，还帮我申请政治避难。姐姐不但把我的护照藏起来，还给我延期了几次。我在美国待了16个月，期间台湾的哥哥嫂嫂几次赴美做我的思想工作。

1983年12月，我下定决心回国。回到大足县时刚过1984的元旦。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统战部打电话报到。第二天，县领导就请我吃饭，还让我做报告的准备。

我在美国的时候，杨振宁还请我吃过一顿饭。杨振宁和我的中学同学张景哲、徐先伟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和我也同为安徽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