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30多所高校西迁重庆 培养出了大批国家栋梁

　　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山东大学 中央政治学校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 私立复旦大学 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 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 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兵工学校 陆军大学 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

抗战时期内迁到重庆大学松林坡的国立中央大学。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重庆揭秘>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重庆高校内名家会聚：马寅初演讲“马尔萨斯人口论”，梁漱溟讲“乡村建设运动”、汤茂如讲教育学、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

　　在昏黄的“沙坪学灯”下，走出一大批栋梁之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

　　“抗战时，西迁重庆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可以说那是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昨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介绍，据统计，抗战时期，全国共有30余所高校西迁重庆，占内迁西南高校总数的65%，使得抗战后期重庆高校数量达38所，居全国之冠。

　　 烽火连天

　　 30余所高校踏上西迁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作为战时的首都，重庆成为了高校内迁的首选目的地，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有30余所高校从全国各地迁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自南京西迁重庆之路，就是当时高校西迁的一个缩影。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给国立中央大学“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

　　由于有先期打造的数百只木箱，学校图书仪器的打包没遇到多少问题，但运送到下关码头后，货运船只却成了难题。进退两难之时，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

　　当时，民生公司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抵达南京后正好要返回四川，卢作孚决定将这一批客运船只免费提供给中央大学师生使用。

　　然而，在装船时又遇上难题。客轮的舱位太小，航空工程系的3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泡制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实验良种动物进不去，装载人员急出一头汗。卢作孚很爽气：“舱位可以打通使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西迁路途遥远，又是兵荒马乱之时，农学院牧场里大批良种牲畜该如何处置？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说：“若敌军逼近南京，这些牲畜不能迁移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你们。”

　　12月初，敌军逼近南京。牧场技师王酋亭对职工们说：“虽然罗校长不责怪我们，但我们能丢下这批来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吗？”在他的组织下，工人们齐心协力，用学校发放的安置费，雇来船只，将这些牲畜运过长江，然后徒步从江浦过安徽，再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后，水运至重庆。

　　沿途交通阻塞，雇不到运输工具时，他们便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徒步前行，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入冬后，大雪纷飞，人畜都已疲惫不堪，才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学校也及时汇来费用，他们又重新上路。

　　1938年11月下旬，这支特殊的“队伍”终于到达沙坪坝。罗家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对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食不果腹

　　 阻挡不了授业求知

　　内迁的学校，环境与办学条件恶劣而艰苦，师生常以糙米稀饭果腹，有时只能以野菜、山芋充饥，致使疟疾、痢疾、肺结核、夜盲、疥疮等百病丛生，死伤者不乏其人。

　　在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学者韩子渝编写的《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中，曾对学生艰苦的生活有详细记载：

　　“1941年，迁到重庆巴县兴隆场（现为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朝阳大学，办学条件极其恶劣，学校以巴县申家祠堂和佛家寺庙为校舍，房屋破旧不堪，必修的课程都是将几个班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房子里听讲。一处靠着戏台的小坝子便是运动场和大会场，师生的伙食每顿都是稗子、砂石和糙米煮成，被师生戏称为‘八宝饭’，而菜则是清水萝卜、白菜。”

　　当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台湾学者齐邦媛，也在她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生动地描绘了与臭虫“斗争”的生活片段：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掉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晚上，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的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

　　虽然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但师生们的授业求知之路并没有被阻挡。复旦老校友蔡可读在回忆文章《夏坝岁月》中这样描述：“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备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晚饭后，有的同学向图书馆方向奔跑占好座位。”

　　 狂轰滥炸

　　 学子边躲空袭边考试

　　除了“八宝饭”、臭虫，更要命的是日机的狂轰滥炸。

　　仅1938年至1942年，日机便出动1059架次，对位于沙坪坝的沙磁文化区进行了狂轰滥炸。

　　特别是在1940年5月29日，日军集中轰炸了重庆文教机构。向沙坪坝的重庆大学投弹70余枚；突袭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7名学生死亡，伤数人。

　　重庆各所学校被炸的当天，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联合致电美国，揭露日军轰炸中国大学、摧残中国教育文化的暴行，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实行禁运钢铁、石油等制裁手段。

　　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以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等人的名义致电欧美各国文化界，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事后，陈立夫致函于斌等人：“敌人摧毁我文化机关愈演愈烈，最近敌机轰炸国立西北区学院，该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及学生数人遇难，负伤员生甚多。又轰炸复旦大学，员生死伤甚惨……似此残暴行为，肆无忌惮，实与世界人类文化为敌，宜向国际宣传，一致声讨。”

　　连年飞临重庆上空投下巨量炸弹的日机，并没有能摧毁这座城市的教育事业。当时在重庆高校内的师生，充分利用雾都的特性继续授课求知。

　　许多学校常常在晨光未露时上课，在雾散时跑警报。学校考试时，常会出几套题目备用，以防空袭干扰——若考试期间，日机空袭，学生便躲进防空洞。空袭之后，学生走进考场，学校便另发试卷，继续考试。

　　在随时都有性命之忧的绝境下，西迁各高校仍然非常注重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师生们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发奋努力读书，潜心研究学问。

　　 名家齐聚

　　 点燃一处处知识火种

　　抗战时期的重庆名校汇聚，大批从全国各地迁来重庆的文化、教育名家，也获邀走进各大学，为学生们点燃知识的火种。

　　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成立了“读书会”，敦请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来讲课。如请马寅初演讲“马尔萨斯人口论”，请梁漱溟讲“乡村建设运动”等。该校还先后有陈望道、张志让、孙寒冰、陈子展、曹禺、方令儒、童弟周等逾百人任教。

　　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理学院院长是著名数学家何鲁，工学院院长是著名无线电专家冯君策（冯简）。此外，李四光、段调元、俞建章等人都曾到该校授课。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则聘请了汤茂如讲教育学、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此外，周恩来、老舍、梁漱溟等人也都曾到校演讲。

　　虽然身处艰苦环境，冒着性命之危，但学生们学习热情不减，一些知名教授上大课，往往座无虚席，去迟了只好站在教室后面，甚至在教室外面听课。

　　正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当年所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