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石窟造像之美 大足石刻如何走出国门成为世界遗产
编者按
2019年12月1日，是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的日子。这座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丰碑，是继敦煌之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截至目前重庆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站在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回顾大足石刻申遗的历程，挖掘大足石刻发现、保护和利用的故事，揭示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就是为了让这处世界遗产焕发出更大的生机和活力。
今日起，本报推出大足石刻申遗成功20年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左）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现场。
大足石刻宝顶山圣迹池清淤整治工程场景。（本组图片由大足石刻研究院提供）
重庆日报消息，12月1日，对重庆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0年前的这一天，远在非洲的摩洛哥传来消息，当地时间上午11时45分，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一致同意将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重庆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20年后的2019年，又一个12月1日，大足石刻宝顶山核心景区500米长的山湾里挤满了游客。下午3时至4时这一时间段里，至少有10多个旅行团队、两三百人在欣赏这一瑰宝。
据大足石刻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申遗成功算起，截至今年12月1日，大足石刻景区已累计接待购票观众1600多万人，其中外国观众100余万人。
“这一辈子过得真值得！”12月10日，自称“一个人管了5万多个石头人”的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在家中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至今已81岁的老人见证了大足石刻“被发现”的全过程。“有了世界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外国游客来重庆旅游第一站大多会选大足石刻。”郭老说，当年申遗成功，为年轻的直辖市增添了一张国际名片。
发现
1980年2月的一天，在渝工作的加拿大语言学家斯徒尔特来到大足，邀请方是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这位改革开放后首位受邀参观大足石刻的外国人，被石刻之美震住了，在现场大声喊出：“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
“金矿”的“含金量”有多高呢？现任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称，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石篆山、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等为代表，现存5万多尊石刻造像，是晚唐至南宋时期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代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丰碑。在此之后，世界范围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影响力的石窟造像。
在斯徒尔特来大足之前，这座“金矿”也曾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组织的考察团来大足石刻考察，揭开了大足石刻科学考察的序幕。1947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术报告，首次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反响强烈。
1980年4月，大足石刻迎来了第二位受邀参观的外国学者——在四川外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的日本学者石川一成，大足石刻之美同样震撼了这位日本人。回到日本后，石川一成发表了多篇介绍大足石刻的文章，盛赞其在石窟艺术史上的地位。
1982年10月9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大足县（当时归属四川）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正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其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游客认可。
发力
申遗大幕上世纪90年代拉开
1986年，大足石刻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此前一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
1987年，郭相颖从相关文物专家口中第一次听到大足石刻已被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的消息。同年12月，长城等获准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是什么？成为世界遗产有哪些好处？郭相颖开始有心收集有关资料，并向专家和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等请教申遗相关知识。
专家们的回答是，跻身《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需要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较高的保护、研究水平与成果，以及对保存文物有利的环境条件。
“大足石刻集中国石窟艺术之大成，申遗成功的可能性大，但研究人才和成果欠缺以及环境问题等，有可能成为申遗的‘拦路虎’。”郭老坦言。
上世纪90年代，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市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市园林局、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市文化局等市级部门和大足县政府相互配合，正式拉开申遗大幕。
为了给申报提供组织保障，市编委批准大足县文管所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由科级升格为处级，从而让大足石刻的管理机构职能基本健全。与此同时，组织开展了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工作，涌现出《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等学术著作，培养出以黎方银为代表的一批人才。
当时，宝顶山周边环境很脏，圣迹池中的污水通过九龙浴太子出水口排出，远远就能闻到臭味。
清淤整治工程在1998年动工。“那年秋天，数百名工作人员一起清理池塘中的污泥。清理好后，还建了雨污分流系统。”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蒋思维回忆道。
除了清淤外，相关方面还对大足石刻景区内的部分生活建筑进行了拆迁，拆迁总面积达3.19万平方米；完成绿化面积10.46万平方米；新建或整治景区公路12公里。
多年持续不断的整治，让大足石刻景区面貌焕然一新。
发声
“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所有这一切的筹备中，还有一项举足轻重的工作——申报文本的编写。
“这些宝贝已经在柜子里放了整整20年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郭老从书柜中取出一本深蓝色的“书籍”。
这本“书籍”便是当年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包括遗产辨认、列入理由、描述、管理、影响遗产的因素、监测、文献等7个部分，由黎方银牵头负责编写。
“当时黎方银还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我们将这项重任交予他，就是为了将他培养成学科带头人。”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荣誉馆长王川平，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1997年7月至12月，申报文本五易其稿，经国家文物局专家三次审核，终于定稿。但让黎方银等人始料未及的是，在1998年春节放假前两天，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收到了国家文物局发来的一摞英文传真。
“原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又提供了新的文本格式，这就意味着2/3的内容要重新进行编写。”黎方银说，那个春节，他和同事们一天都没有休息。
1998年3月14日，文本调整完成。3月15日和16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来渝主持召开专家论证会，文本在会上一次性通过，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8月9日，大足石刻在世界遗产中心成功注册。
万事俱备，静候佳音。
当地时间1999年12月1日11时45分，在摩洛哥古都马拉喀什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上，主持人宣布：“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代表团沸腾了！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让代表团成员更是激动不已：大足石刻美术价值之高，风格和题材之多样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郭相颖第一时间冲向会场外的电话亭，请工作人员拨通了国际电话，把这一喜讯传递回了重庆。
王川平接到电话后，悬了很久的心终于落地。他兴奋地喊出：“成了！成了！成了！”
重庆日报记者 高树川 赵迎昭 实习生 李宁
原标题：发现石窟造像之美 大足石刻如何走出国门成为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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