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 六校师生唱出了“中国好声音”

1940年5月“中央大学等六校联合音乐会”后，六校师生在重庆南开中学合影。 图/沙磁文化日书影展

东川沙坪坝邮局为纪念抗战胜利发行“抗战胜利纪念”邮戳。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报道

近日在沙坪坝文化馆举办的《烽火记忆沙磁情怀——沙坪坝区纪念抗战七十周年暨沙磁文化日书影展》，再次显示了沙区在火锅和美女过剩的重庆版图上豪华得近乎奢侈的文化根源。而一块块展板右下角的镇板大印“抗战胜利纪念卅四年九月三日东川沙坪坝”，又把我们带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光辉岁月。策展人之一、沙区资深文史专家吴波先生指着这方圆印说：“这个是东川沙坪坝邮局为纪念抗战胜利发行‘抗战胜利纪念’邮戳，是真的哟，是当时的。”

1936年出任重庆大学校长的大教育家胡庶华堪称“沙磁文化区之父”。1936年12月他在重大校刊上发表的《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中说：“通远门外三十里之沙坪坝，实为建设新文化社区的理想地。”1937年11月，国府迁都重庆，沙磁文化区在重庆大学宣告成立。1939年8月16日，蒋介石一纸手令，把原属四川巴县的这个小小的文化特区划入重庆市。从2008年开始，每年3月30日，沙区都要庆祝“沙磁文化日”。这个沙区自己设立的文化纪念日，最早是由策展人之一、沙区资深的文史专家张建中先生上书提议的。书影展中的文献书影，那些烽火记忆中日常生活的小细节，使抗战时的城与人更加迷人。

校车

1937年11月，国府迁都重庆。由于城区常遭日机轰炸和日谍干扰，政府就在远郊建立陪都迁建区和郊区办公处。书影展上有一封1939年3月31日行政院秘书处致重庆市府的公函中说得明白：

“沿成渝公路自老鹰岩至北碚一段，已指定为中央各机关迁建区域，市内住民之疏散，不得再向该区域内迁移，该区内一切建筑，非经中央机关迁建委员会许可，不得施工。”

1941年，市府又搞了一个“新歌区”即新桥至歌乐山地区，还建立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任命范埏生为处长。范为四川富顺人，四川陆军讲武堂出身。1947年任重庆市民政局局长，1949年11月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

当时大量人口向郊外疏散，沙磁区交通拥挤不堪，各校组织“特约校车”协助政府疏散，校车成为市民交通的重要补充。

一份民国28年（1939）9月油印的“迁建区青木关至重庆间每日行车时刻表”，显示校车分上行车和下行车，站名有青木关、歌乐山、山洞、新桥、小龙坎、化龙桥、重庆。班次最早的是早上6点半发车。

据《国民公报》1939年2月28日报道，当年度全市营业汽车54部，较1937年11月减少34部；自用汽车457部，比1937年增加306部，全市有司机523人，增加254人。可见当时汽车之少，更见校车之珍贵。

歌唱

有了校车，沙磁区、新歌区和迁建区的学生们，就坐着校车唱来唱去。他们是抗战时的“中国好声音”。“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康定情歌》，“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的《青春舞曲》，最早就是由他们唱红的。

书影展上有一帖1940年5月15日的《国际广播电台文稿》，包含着一个歌唱事件。这封公函送达机关为“彭科长”，事由是“承示以教育部李抱忱先生偕沙坪坝各大学联合歌咏团于下星期四（二十三日）晚九时十分至九时四十分莅台用沙坪坝发音室对美播音，嘱届时略备茶点招待。各节目当照办。除报告总工程师”，还分别通知传音课、播音室、增音室、总务股。

现沙区华宇广场大楼底下的国际广播电台子台——重庆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发射台（播音台），就是当时被日本媒体称为“重庆之蛙”的“中国之声”。1937年修建，公函里提到的总工程师就是重庆大学机电系主任冯简教授，他也是台长。

1979年在台北去世的李抱忱曾留学欧美，当时是国立音专教务主任，沙磁区的合唱一哥。他曾编选英文五线谱的《中国抗战歌曲集》，1940年到1945年间，先后在印度加尔各答和美国纽约出版，共22首，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抗战歌》、《出征歌》、《嘉陵江上》。

1940年5月，他指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六校联合音乐会后，又从中优选70位歌手组成圣诞合唱团。当年12月23日举行了重庆圣诞音乐会，并在国际广播电台对欧美播出，公函说的就是这事。抗战时期，沙磁区一般在12月下旬或1月上旬举行新年音乐会，相当洋气！

1941年3月12日，李抱忱碰到更大的业务。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夫子池（现解放碑）新生活运动广场举办千人大合唱，唱的是《我们是民族的歌手》、《锄头歌》等十一首歌曲。歌手是工人、军人、农民、学生，李抱忱带来的沙磁区师生歌手占到四分之三，他担任了压轴的第四段节目的指挥，蒋介石亲自到场捧场。

嘉陵江

嘉陵江是抗战重庆一个交织着国家主旋律和地方情绪的新主题。1938年至1944年间，中央大学与重大联合组织了“嘉陵歌咏团”；关山月在磁器口画过《嘉陵江码头》；书影展的实物中，有一本《嘉陵江志》。展板上，也有《嘉陵江上》的歌曲。嘉陵江被唱、被画、被研究，这是抗战之前没有的事。

重庆成为陪都之前，重庆民间称为小河（与长江对比，长江叫大河）的嘉陵江，只是一条非著名乡土河流。民国35年11月（1946）年商务印书馆“渝初版”的《嘉陵江志》，是1961年逝世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学家马以愚先生的杰作。

最有趣的是，马以愚先生完成此书之后，还为自己点了个赞：“三载而后成书。此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也。”他为自己的知识分子技能和心性而自豪，洋溢着民国学者的健康风貌。

这本书可看成是一本方志体的河流史诗，分上下两编。上编以嘉陵江为经，对嘉陵江进行源流、辨名﹑险滩﹑航运﹑名胜﹑文艺等方面的田野调查；下编以江流各县为经，翔实记录并考证嘉陵江沿线各县沿革﹑疆域﹑山川﹑物产﹑交通﹑胜迹﹑纪闻。版权页上标明“定价国币伍元”、“渝版浏阳纸”，就是土纸或草纸，但照样印好书。

陪都知识分子对嘉陵江的歌唱，在1944年7月出版的《旅行杂志》散文诗《嘉陵江颂》上，达到高潮。中央大学教师邓德定这样写道：“滚滚的波涛，好容易才流到沙磁文化区的中心，到这里，它们便慢慢地流了，显出无限的宁静与和平，似乎也觉到高度的文明，正像沙磁文化区的每一个生物，也呼吸着高度文明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