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师友情：“与弟共载浮海寻漱师去也”
1924年夏，（左起）梁漱溟、王平叔、黄艮庸、朱谦之从左至右在北京某公园合影。
近日，西南师大出版社推出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的《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这些写于1922-1940年间已经泛黄的旧式书信，让一位重庆先贤王平叔的形象浮出水面，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大人物如张澜、陈铭枢、白崇禧，都和他有过交集。
出生于原巴县姜家场的王平叔，是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最早的贴身大弟子，参加过北伐，也是川渝五四运动和乡村教育的先驱人物，曾创办北碚勉仁中学，1940年42岁病逝并葬于校园中。
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其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还原这位“知行合一”的重庆大儒和一代乡贤的文化形象，填补重庆城市文化史的一段空白。
办学
话说那重庆巴县姜家场青年书生王平叔投师心切，从川北南充中学教师任上向北出发，一意孤行。而北京崇文门缨子胡同的梁漱溟先生又广撒英雄帖，招徒心切，两人一拍即合。
王平叔不但自己去了，其风尘仆仆的节奏，还“裹挟”了几个成都高师的大学同学。1976年，83岁的梁漱溟先生在《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中，忆及当年门下弟子时，对平叔尤为推重：“平叔毕业于四川高师……决心从游于我……张俶知、钟伯良、刘砚僧等姓名，盖皆平叔在高师同学友好，有动于平叔之风，亦先后北来从我，……惜伯良、砚僧故去均早。—似均不足四十岁。而平叔之故（1940年）亦只四十二三岁而已。平叔在吾侪朋友中最具有主动力，恒能主动帮助人，无论同辈后辈莫不身受其益。回忆我所得朋友的帮助，屈指而计，必首推平叔也。”
1923年春，王平叔身在北京梁漱溟、熊十力两位大师主持的梁门师友团体，第二年夏天，师友们接到一个大活，随梁漱溟赴山东曹州筹备曲阜大学并创办省立六中（现菏泽一中）高中部。王平叔外孙李炼说：“他们之所以接到这单大业务，是因为当地有两个梁漱溟的铁粉：一个是梁的学生陈亚三，一个是当时山东省议会议长兼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王鸿一，是亚三的中学老师。1920年，亚三在北大听梁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暑假回山东为王鸿一转述，王大喜，觉得很能解决他的思想问题，马上赴京请梁先生第二年赴济南讲演，两人相见恨晚，就合作了办学一事。”
这是梁漱溟第一次走出书斋“首度奔赴理想”“再创宋明讲学之风”。他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他在招收王平叔等门生时就说过“大家对我自由纳费，不规定数目，即不纳亦无不可”。这次曹州办学的“收费标准”，他又“故伎重演”，其实就成了一个“不收费标准”：“我们想打破从来学校一例征收同等金额之学费膳宿费的成例，而改为或纳费或不纳费，纳费或多或少，一视学生家境如何而自己乐输。这也就是不愿靠法律对待人而彻底地信任天下人！不过在预算上我们也有个标准总数，在不足数时则向各家长征补之……却要声明一句：虽然学生纳费多寡不等，而我们待遇上则没有分别，都是一律的”。
失败
这种收费的结果，梁先生可能也有所预感，所以最后强调：“这样办去，究竟办好办不好不敢知，不过我们决意要试着作，想从这里替教育界打出一条路来”。现存王平叔1925年致恩师的两封信，先后勾勒出曹州办学最后的结局。
第一封“一月五号”的信，“漱师：谅已至京，途中必大受苦，望善自养息也。郭先生必欲辞庶务，实困难。另觅不易得相当人，由同人分任亦不对。嗟乎！为曹州人办学校，曹州人反要辞去，使吾侪作客者为难”。可见恩师已打道回京，留下一个烂摊子，他们只好留守“揩屁股”，连“庶务”（后勤总务）都没人干了，可见学校一片混乱。
约半年以后的第二封信，写“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校”信笺上：“师座：与亚三信，读之泣下（读信感师一向之忍辱负重，诚切弘远也）。亚三但着眼在事情之妥贴，而忘却吾人平日之志行，义利之辨遂尔滑突，依违游移，此为大错。前日之痛责者以此，我辈惟因负荷此事，而后世间之一切艰难困苦忧患屈辱，乃始麇集我身，无可幸免。不负荷此事或可有饭吃，一有负荷之志，则已便决心去捱受饥饿，死而不辞也。诚心事天，前途如何，待之而已。惟我辈自勉之。再过五天此间事一切结束，一年之局，至此而终”。
“一年之局，至此而终”，系指1924年暑期梁漱溟师友团队赴曹州办学，到1925年暑期全部撤出，大约一年时间。平叔用此八字，总结了恩师生平第一次大动作。李炼说：“梁先生这次办学之所以失败，据梁漱溟次子梁培恕考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梁漱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二是办学理念与人际关系的矛盾。比如收费问题，据当年曹州中学学生王先进回忆：开学第一个月没有问题，第二个月主持伙食的人就为难了，第三个月办不下去。那些不出钱的学生‘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并声称他们正是看了招生简章上说可以不交费才来投考这个学校的。”
当然，除了钱，还有政治原因。开学未半年，国内政局风云突起，梁漱溟在当地最大的政治靠山王鸿一，卷入冯玉祥和曹（锟）吴（佩孚）之间的军阀混战，战祸将起，曹州人心惶惶，梁先生还曾责问王鸿一，悔悟和他的合作，所以自己先回京，把干满一个学年的工作留给朋友们。
后来，他在给门生的书信中陈述了这些原因：“此即漱溟所以先诸兄而去，秘密不以相告，至今日乃向大家说明之故也”。作为一个古风犹存的儒者，他检讨自己前往曹州办学有失身份：“往在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聘请马一浮先生任讲席，马先生谢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当时闻之颇以为是笑话，今乃深悟古语之所谓。而我之于曹正所谓往教也。”
这次打击之大，作为一个“一日三省吾身”的谦谦君子，他也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然回视以前心理已大不同。以前一派豪强自以为是的态度已无有。什么‘一身系中国前途’、‘言动出处天下观听所系’、‘牺牲一切赤心赤胆以天下为己任’，真是大言不惭，一派梦话。自欺自蔽犹懵然不知。虚矫气、豪侠气，与暗中作祟之大欲望，真伪混杂。每每自言自语‘我是牺牲一切的’，自命慷慨负荷，此实最谬、最自蔽处。来曹诚为有所牺牲，然念念不忘，正是牵挂甚重，不肯牺牲。且说个牺牲，正是有所图，暗中有鬼而不自知。以是明明晓得自己生活没路子，无把握，而有此一股假正气在，竟不知回头”。
师友
梁师父已经下了矮桩，但王平叔诸生本着梁门儒者耿介直谏之风，还是没放过老大。充分体现了梁培恕总结的梁门师徒“亦师亦友”的关系：“还不是老师以朋友待学生，是学生当老师之师”。他说：“1924年父亲去办曹州中学高中部，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出来‘挂帅’做事。仅半年就无法进行下去，自己先回京，把干满一个学年的工作留给朋友们（共十余人）。信中愧悔自责，恐怕生平无过于此了：‘漱溟今负疚怀惭伏地再拜，不敢仰视，嗫嚅陈词于诸兄之前，求加罪责……’既自责‘昏妄不自揣量’又复自承‘半生盖未有无一毫自信力如今日者’。这件事对父亲诚然是一大挫折，对朋友团体也影响至剧。王平叔、黄艮庸都有信批评老师。王信引王船山语间接批评父亲做事轻忽。‘人静而审则可动，故天常有递消递长之机，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耳’。”
熊十力有信致王平叔，说办学失败一事，朋友团体亦应自警，有帮梁先生圆场的意思。王平叔读后，直截修书一封给梁公，怼将回去：“漱师：……真师适示彻者，哀痛吾侪之情至矣。吾侪此时尚有何话说？借来曹之种种扑倒观之，不实心踏地重新死炼苦修一番，将何以哉？吾师病实不轻，有转机否在真能一下回头不耳。”
平叔的批评，还算温和，梁门另一高徒黄艮庸长信一封，更是火力全开，针对梁先生的“错误”和试图改过自新的措施，逐一批评。梁先生对两个徒儿的批评，是何态度呢？梁培恕说：“1976年8月父亲在黄艮庸信的信首页写道：‘此信重要应保存之。’末页又写道：‘平叔、艮庸从游于我，皆胜于我。如此信所教我者，皆不易之道也’。”
师生之间有批评之意，更有诗文之情。1925年5月13日，对师父火力全开的黄艮庸对师兄王平叔诗兴大发，平叔把此诗抄给师父分享：“艮弟昨夜赠彻一诗，词意清纯，高古情深。《咏竹一首赠平叔兄》冉冉孤生竹，结根于磐石。风雨晦乾坤，我心良匪席。长叹望修竹，枝柯幸弗折。守身如执玉，乃有固穷节。岁寒思至友，独立凌霜雪。但愿上阳生，毋使春景绝。”
来而不往非君子也。第二天，1925年5月14日，王平叔又把自己给师弟的和诗，再寄给恩师分享：“漱师：昨日寄一信到邪？中有艮弟赠彻诗。昨晚答诗成，并附一简云：‘答诗呈上，我终腾突，不能如弟之安详和缓。奈何天寒岁暮，孤舟漾漾，与弟共载浮海寻漱师去也。《答艮弟且自惧励》朝发昆仑颠，俯拾一卷石。暮投沧海中，澜漪如卷席。突闻长风发，潇潇枯枝折。山川遂改异，栗栗深秋节。天寒岁云暮，孤舟迎霜雪。仰首横空望，渺渺云间绝。’”
文/图片翻拍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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