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惊雷 百年激荡 ②：“五四”思潮中的这些事件，改变了重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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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少年，断粥身功，将来东亚主人翁。前程万里，毛羽需丰，一旦奋起何其雄！”这是萧楚女在五四期间所作的诗句。青年是五四运动主力军，他们敢于做前人未做之事，挑起了求新求变的大旗。温婉的女学生们毅然拿起剪刀，剪断了象征封建礼教的长发；稚气未脱的邓希贤（邓小平）从太平门码头登上“吉庆”客轮，告别温暖的家，去往万里之外的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在重庆的每个书报摊前，总围满了如饥似渴汲取精神食粮的青年……
五四运动中，邓中夏在重庆设立夏令讲学会，宣传五四精神，反对封建主义，要求平等，在学生当中受到热烈欢迎。
台下，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女师”）一名叫钟复光的女生听得聚精会神，在本上奋笔疾书。邓中夏离渝后还与学生保持通信，继续激励他们，并附上几首小诗，其中一首名叫《问》。数十年之后，作为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母亲的钟复光依然能背诵出来：
“光明在山顶上。可是，
山前山后，荆棘丛丛。
山左山右，豺狼阻路。
青年朋友们，去呢不去？”
五四运动的浪潮中，重庆千千万万的青年，用一腔热血，甚至是宝贵的生命做出了坚定的回答，“去！去！去！”
她们举起剪刀，向封建礼数说“不”
五四运动之前，显示女子节烈的“贞洁”牌坊在重庆随处可见，溺死女婴事件时有发生，缠足穿耳更是司空见惯。“男尊女卑”几个字，深深刻在封建道德观念里，禁锢重庆女性。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兴起，争取妇女解放成为新文化运动倡导的重要内容。重庆二女师学生，为冲破旧礼教，旧道德的束缚，发起了“川东女子救国联合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通过救国演讲，要求“男女平等”“男女社交”“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的呼声日益强烈。二女师学生公开向校方提出：我们需要的，不是培养贤妻良母的封建教育方式！
当她们提出要剪发时，更是掀起轩然大波。当时的女子，大都保留着清末民初的梳妆，少女梳着一根长辫，成年妇女则挽发髻。
女子留短发？闻所未闻！
在封建人士看来，简直就是对千年传统的大不敬！二女师一名教员公开表示，“中国要在五十年或百年以后方可做到（剪发），出于自然而然。若时未到，勉强去做，则不合环境，为社会所不容！”1921年，巴县知事甚至还发出“禁止男女同行”的告示。
在一片反对之声中，1921年春天，重庆二女师十多个女学生勇敢地拿起剪刀，剪落了伴随一二十年的长发。其中七位女生剪发后，还专门去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头一次看到女孩子剪短发，学监气急败坏，“你们太孟浪，造次！不但有损本校的名誉，还阻碍了教育的前途！这关系重大得很！”校方也紧急召集剪发女生开了“谈话会”，训斥道，“古今中外的女子，哪来剪发？你们不求实学，不明正理，要是在社会上引起恶劣影响，重责无赦！”还规定剪发学生星期天不准回家及上街，以免被校外的人看见后说坏话，抹黑学校。
女孩子们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凌厉地据理反驳，“女子能否独立，完全关系于学术或技能。于剪发什么事？剪发则装束随之而变，务求其朴素、雅洁，装变则治容无所施，自治不能取悦于男子，故不得不向学术上或技能上力图进境。这才是女子独立的不二法门。”
学生们还组织排演了《剪发辩难》的新剧，越来越多女生跑到理发店要求剪短发。起初理发店师傅感到为难，因为从未给妇女剪过短发，都不知如何下手，只能按当时最流行的男发样式——边分和中分式的发型来剪。
牢固的封建壁垒被滚滚而来的新思潮冲破。重庆街头能看到越来越多留短发的女生，男女青年之间也渐渐有了社交，部分普通学校开始招收女学生。
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巴县有十名女学生在女权运动的热心倡导者郑毓秀女士的帮助下，和男青年一样远渡重洋，探求解放妇女的新途径，显示出重庆妇女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强烈追求。
他们辞别家人，踏上法国勤工俭学道路
为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吴玉章与蔡元培等人倡导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输送青年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工，以工赈学，学成归国报效国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热潮由北京开始，迅速在全国兴起。
1919年8月，思想倾向革命，崇尚实业救国的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等人多方奔走，在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中集资数万元，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以图“培养救国人才，振兴地方实业”。汪云松亲任校长，校舍就设在以重庆府文庙而闻名的夫子池街，现渝中区临江门二十九中附近。文庙即孔庙，是封建社会重庆的教育中心。
报名者踊跃，竞争激烈，通过考试共录取了110名学生，来自巴县、江津、合川、涪陵、广安等川东各县。9月中旬，学校开课，设有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工业基础知识和法语知识，因学生文化程度不一样，被分成初级班和高级班分别授课。
学校场地狭小，既没有宿舍，也没有体育活动场所，只有几间简陋的教室，食宿均由学生自行解决。尽管学习条件艰苦，但是学生们学习起来非常刻苦认真。
入校前后，他们亲眼目睹了五四浪潮的兴起，思想上受到猛烈冲击，预备班的学生们也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斗争，示威请愿，还将自己“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摔在地上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再不用东洋劣货”。
1920年7月4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结束了近一年的紧张学习生活，在重庆总商会举行了盛大的毕业典礼。法国驻重庆领事、法国各侨商、教士，以及重庆各校校长都前来祝贺。经过考试和体检，邓小平、江泽民、冉钧、周贡植等83名学生被获准赴法，其中46人获得贷费资格，余下37人为自费生。
8月27日下午，学生们整队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客轮，挥手告别山城，扬帆东去。
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简奕表示，青年们赴法的主观愿望是学习西方，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他们中不少人一到法国就接触到了流行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通过认真研读科学社会主义，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组织和参加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各种进步运动，成长为新时代的开拓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带回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很快在重庆乃至中国的大地上遍地开花。留法的聂荣臻曾说过，“这一段的生活，在我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据不完全统计，在1919年初至1920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中，全国共有1579名爱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其中，四川有名在册的472人，总人数居全国之冠。重庆所属地区更是涌跃，仅巴县和江津两县就有90余人之多。其中巴县47人，是四川赴法人数最多的县。
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不少人在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或杰出领导人，有的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冉钧，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重庆地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1927年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遇害；周贡植，大革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组织局主任等职，1928年被四川军阀枪杀于重庆；王奇岳，王赴法两年后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秘书长等职，1935年牺牲……
他们拨开黑夜的雾气，拼命汲取新时代养分
五四运动的爆发，提高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也把新文化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阶段。《重庆商务日报十周年纪念刊》这样描述当时的状态：“五四运动以后，人民猛然觉悟……如像服了兴奋剂一样般，一变以前沉默态度，而为一种热烈奋发的样子。”
重庆诞生了一大批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受众的新文化刊物，宣扬新文化，新思想。如《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渝江评论》、《人声》、《商学半月刊》等，“打倒孔家店”“婚姻自由”“劳工神圣”“全民政治”等口号在重庆风靡一时，振聋发聩，催人猛醒。在那个令人感到窒息、内外交困的黑暗历史岁月中，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人生价值取向。
青年学生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能量，获取新思想。朱近之等五名重庆联中学生曾汇款五十多元给上海《新群》杂志编辑，江津人吴吉芳，托他一口气选购了《新青年》、《新潮》、《新教育》、《少年世界》等十多种进步杂志。一些青年学生还组织起“新知识读书会”，和以“培养读书能力，研究世界学术”为宗旨的“青年读书会”等小团体，主要活动为筹集经费，购买书刊，组织阅读讨论。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文化和新旧力量的较量在教育界尤其激烈。在重庆联中，五四运动爆发后，还在把“董仲舒下帷攻苦三年不窥园论”“赵普以上半部论语佐太祖定天下以下半部论语佐太宗享太平论”这样“古香古色”的题目为国文题，企图把青年引向脱离现实，不问世事的故纸堆中去，以此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和学生们的爱国斗争。
这时，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陈愚生来到重庆，他目睹学校多被守旧顽固势力控制，学款常被军阀挪用，教育内容和方法仍是老一套，感到激愤不已，他以一个新时代开拓者的胆识，撤换了重庆主要几所学校的校长，把具有新思想的熊浚、张方谷、沈懋德等人分别委派到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校任校长，还邀请了一批在外接受了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从京津沪及国外回到重庆，进入教育界。
在学生强烈要求下，这批具有新思想的教师，废除了不合理的教育方法，改变了国文、伦理、修身等课程的内容，允许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有择师的自由，一股新风从此吹入重庆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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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人冯学宗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巴黎之大，直径约30余里，周围可百余里。街房之高，平均五六层，最高达20层，不见败陋的形状。街的上层，只见汽车电车风驰电掣地争道而驰，而不见轿子、人力车等不人道的交通工具。街的下层，观隧道一层叠一层，真是层出不穷，建筑材料是用石和铁造成的。高广各丈余，中设轨道，行驶电车，两旁悬电灯气灯，天堂地狱瞬间可到，真是便利极了。
还有一件心酸的事。多数西人不明我国真相，认为现在的中国仍是从前的中国，总不免有轻视之心，巴黎的王公陈列所，还依然将我们的戈矛呀，盔甲呀，烟枪呀，红顶花翎呀，红绿绣鞋呀，一件一件的陈列在那里。还有一些泥塑木雕的东西，把中国最下等妇女的装饰，男子的丑态以及妓女的形状一一毕露出来。更有一些雕刻碑文，把中国甲午之战庚子之战，种种失败，仇史逐一记载出来，老兄，这不是一件侮辱国体的事情？是不是一件我们应当痛自警惕的事情？”
（感谢市委党史研究室、渝中区党史研究室、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史料及图片）
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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