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帮坏人们辩护吗？

制图 朱正非

律师手记2

黑白专栏

（资深律师，现居重庆）

有一次受朋友所托，代理了一个入室盗窃案，因为还在侦查阶段，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我们要见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且在会见时还要有侦查人员在场。我们和承办案件的警官联系了多次，警官都没有空，后来终于在一天中午接近12点的时候，警官打电话给我，说如果要办会见手续，只有中午这会有空，问我们愿不愿意过去，我们没得选择只能过去。

到了经侦支队，我们首先对警官牺牲午休时间为我们办理手续表示了感谢，可能是见我们态度诚恳，警官的态度也很客气。闲聊之中，警官给我们谈到了这个案件，他告诉我们，嫌疑人是一个犯罪团伙的主犯，川渝两地很多起入室盗窃案很有可能都系这个团伙所为，他还让我们看了他们收集的一些证据，在这些证据中我发现，我家所居住的小区附近也是这伙人作案的场所。联想到不久前哥哥家因盗贼光顾，不仅财产损失数万元，一些很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也丢失，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助纣为虐的意思。

还有一次代理了一个涉嫌组织卖淫罪的案件，承办警官恰好是我的一个朋友。听说我代理这个案件，他嗔怪我不该帮这伙人辩护，这是一个家族团伙，几兄弟在广东等地把一些外地打工的年轻女孩骗到重庆关起来，强迫其卖淫，卖淫的收入全部归几兄弟挥霍。几年下来，几兄弟收入上百万，而这些女孩子只被管食宿，很多女孩子都染上了性病，一生的幸福被毁。

朋友的陈述让我再一次遭遇良心的拷问。当然出于律师的职业道德约束，我还必须硬着头皮把案件办完，然而当我在辩护席上，用我所学的法律知识竭尽所能为其辩护、开脱时，我甚至不敢直视公诉人的眼睛。或许是这两个案件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不自觉地远离刑事案件，我知道这也许是不对的，如果每个律师都不愿意担任刑事辩护人，公民的私权在遭遇强大的公检法夹击时，又如何保证不被公权践踏？正是律师的存在，让公权被限制在合法范围内使用，只是我的内心不够强大，不愿意在良心和职业道德之间做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