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保育院的珍贵影像 重庆曾设12所战时儿童保育会

纪录片《苦干》中的战时保育院里，因为大轰炸而成了孤儿的孩子们。特约摄影 苏思

　　在奥斯卡获奖影片《苦干》中，出现过一群生活在重庆战时保育院的孩子。抗战时期重庆有多少保育院？它们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日前，抗战史研究专家为我们讲述了当年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四处奔波呼吁，为救助难童而作出努力的故事。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

　　20余个10岁左右的孩子在排队洗头、洗手，脸上有欢快的笑容，环绕他们的是布满庄稼的良田……这是纪录片《苦干》里一组有关战时保育院的珍贵镜头。

　　“这些镜头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孩子们在保育院的情况。”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刘志平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有难童400万，等待救济的至少10万。

　　如此危急关头，为救助和教养民族未来，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领导下的妇委，特别是邓颖超、廖似光等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首先通过抗日救国会的中共党员安娥、曹孟君、徐镜平、杜君慧，以及沈兹九等进步力量奔走动员，为拯救难童积极行动，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

　　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并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等都曾为此出谋划策。

　　 邓颖超等人带头捐款

　　刘志平表示，保育会刚成立时，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就带头捐款。在她们慷慨义举的带动下，各界人士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宗旨，支持赞助保育院。此外，美英等国政府及民间援华组织、南洋爱国侨胞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也不断给予援助，成为保育院经费的主要来源。但即便如此，有的保育院还得开办一些小型生产经营项目，在引导孩子们“手脑并用”的同时，维持生计。

　　曾在重庆接受过战时抚育的退休老人邱月杭回忆，当时的歌乐山保育院里条件很好，教室、食堂、儿童活动室都是全新的。通过文化测验，孩子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年级。他们所学的文化课，大抵与外面的小学课本相似，除语文、数学外还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常识，教学方法也很民主。

　　 各地保育院纷纷建立

　　据了解，除重庆外，全国其他地区也成立了保育分会，办起了一些保育机构。比如，四川省办有郫县保育院和泸县育儿院；河南省由盐务局用税款在漯河设立了难童收容站，并在伏牛山区西峡口镇和丁河店建立宛西战时儿童慈幼院；广西省开办了桂林保育院；贵州省教会办了伯特利保育院；还有刘王立明（本名王立明，因纪念丈夫刘湛恩而复姓刘王）为纪念牺牲的丈夫而创办的湛恩儿童教养院。

　　“当时，各省都设有保育分会，分会下设有保育院，其中重庆的保育院最多，有12所（以当今重庆市域而论），其中包括保育总会直属保育院8所，育儿、育婴、慈幼等院4所。以一般每所收容儿童500人计算，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5年9月机构撤销，全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共计收容保育儿童近3万人。”刘志平说。